与委托人体制一样，我们对罗马的“中产阶级”了解得够多了，“永获主义”不能从阶级利益来理解。它是贵族阶层精心设置的产物，他们偏好无用的建筑和树立纪念雕塑，去炫耀家族王朝昔日的声势。这种纹章学艺术在贵族们的迷恋下得到滋润、成长。用马基雅维里的方法解释这些现象，重新分配财产、非政治化、故意在阶级间设置某种象征性的障碍，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简单化和机械化的理解，这种现象所耗的费用和象征物的复杂性远超出社会必要性。这种高贵地位令我们困惑不解，它明显的城市象征性，它的“公共”建筑物和长官头衔，似乎与我们所熟知的欧洲贵族血统和称号相差甚远。罗马贵族阶层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性实体，他们没有直接标榜自己贵族血统的纯洁性，而是用从这个古老的城市中抽取的词汇为自己唱赞歌。

　　古罗马元老集团并不是与富人集团相对等的。仅仅因为市政委员会获得的席位通常限定在一个罗马城市的市政委员会——一个贵族阶层的俱乐部内，并不是所有富有者都能进入这一俱乐部的。帝国法律坚持，若出于财政的考虑，富商无论多么粗俗，还是可以被吸纳的。但是身为这个富人俱乐部的显贵们，宁愿把压力置于他们其中一人的身上，为了这个城市去牺牲自己。据最新资料显示，一些显贵为了逃避同僚们的阴谋，往往避难在他们的庄园里，同他们的农夫呆在一起。因为国家势力还没有超出城市范围而进入偏远的乡村，在那里像圣西普里安那样的基督徒可以躲避迫害。 官员阶层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贵族阶层：家族已经获得这种显贵的职位，而意图占有更长时间。事实上，暴发户被允许去冲击这些显贵们形成的圈子，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家族力图维持他们的家族长久不衰，家族间进行通婚和互相提携。菲力普•莫罗一直致力于研究这种在一个城市里的显赫家族进行联姻的婚姻模式。他以西塞罗的一部著作作为他的研究出发点。在希腊，丰富的碑文材料促使许多学者去追踪超过两三个世纪的贵族家族的历史，特别在斯巴达一带以及在维奥蒂亚和其他一些地方。家族根系填满我们编纂的有关帝国时期希腊文选的文本，王朝的这一时期对贵族阶层而言是一个安稳的时期。“永获主义”是贵族阶层众多荣誉中的耀眼之处，家族自豪感是各类城市市民的驱动力，这一点，历史学已给予巧妙的描绘，但太过于特异。市民精神是一种热衷于宏大之物、渴望出类拔萃的精神，而历史学家把这种精神描绘得过于微妙，现实要简单得多。贵族自豪感是一个既定事实，正如某一家传的贵族身份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世袭制。每一个贵族都想做出一些超出他对手的举动，以使他可声称他是某种从未知晓的慷慨之举的“第一人”或“唯一”之人。他的前任可能分发给民众一些浴油，但是随之产生一个新的冠军——他引以为豪的是，他是第一个分给老百姓带有香味的浴油的人。

　　佩特罗尼乌斯的英雄们说“我想赚钱”，“这样，我的葬礼将会人人皆知”。毋庸质疑，他将会让他的后人在这种场合举办一次公众盛宴。有面包、竞技场或者建筑物、景点。这种权利与其说是利用国家权力或私人权力迫使他人为其效劳，倒不如说是为了吸引他人更多的注意。“永获主义”并非像最近大多数评论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品德高尚，也并非像早期的评论人士说的如同马基雅维里主义那样渗透着模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显贵人物处于一种竞争之中，这种竞争从政治和竞技意义上讲，是一种不合理的竞争，如同炫耀一样是一种浪费。根据现代人的思想进行历史性的解释，“永获主义”远远超出出于维持等级和阶级所设置的障碍。我们没有理由去忽略如此基本的一种现象，如通过浪费进行竞争得到社会地位，也不能依靠古人自己提供的解释来弄明白：爱国心、节日或宴席、慷慨，诸如此类。这一现象与人类学家在许多“原始”种族人中发现的炫耀财富的宴会规则一样，罗马人中的这种付出的热忱——“权力挥霍”，同今天“文明”民族中无节制的热忱一样，源于对“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的渴望。而其中别无他物，也没有什么更为神秘的——就像我们愿意思考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