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是罗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男子可能因欠债而入狱。债权人可以接收他们的妻女和家庭，迫使他们去劳作。帝国也有这样的情景，犯罪的人、行省及城市中的无数奴隶都在监工的皮鞭下干苦力，许多基督徒也遭受过这种命运。但是对大多数罗马工人而言，他们享有法律上的自由。小自由农依靠劳作付税。正如彼得•布朗写的那样，罗马帝国把权力下放给当地的统治者，让他们作为代表去管理这些琐碎的事务，帝国对这些地方显贵们的收税方式很少过问。帝国当局禁止对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款一事表现出过多的热情（这种不受政府妨碍的统治在最近的时代里成为许多殖民地统治规则的基础）。其他农民以收益分成的佃户身份为这些显贵人物劳作。农田劳务者、体力工人和工匠在被雇佣去完成某项工作之前，提出同雇主在雇佣问题上达成一致，尽管很少有书面签约的形式（除了当工人被接受为学徒时）。正如纳波莱奥尼•孔德制订的那样，主人同他的仆人在薪水问题上的争执必须事先在言语上达成一致。罗马的主人们也是这般行事的，制定出他们自己的法则，仿佛雇主是一位奴隶，他的财产会遭受雇工的掠夺。城市本质上是罗马显贵们（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城市显贵”一样）花费的地方，而那些钱财则是从土地中产生出来的。罗马帝国与中世纪的法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世纪的法国，显贵们散居在乡下坚固的城堡里。

　　在罗马城里，城市权贵的四周是工匠和商人，他们提供客人所需要的服务。罗马“城市”与现代城市相比较，相同点很少，仅在名字上相同。只因为有闲阶层的存在，罗马才称之为罗马，我称之为显贵人物组成的城市，有闲阶层是“私人生活”的基石。事实上，在古代世界里，这一特色被认为是优点。

　　城市显贵们看不起乡下人，对城市中的工匠也满心狐疑。帝国政府也是如此，在公元前２１５年，一位皇帝决定把大量聚集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埃及农民驱逐出城，因为他们的说话方式证明乡村农民不适合在城市生活。皇帝只有在城市里才是一位皇帝，在那里权贵们控制城市委员会，统治着劳动大众。罗马人看不起土耳其地区的当局政府，他们的城市仅仅是些乡村城镇，居住着一些富裕的农民。那些出钱请工匠刻好他们墓志铭的行为，被视为不道德之举。

　　大约1８２０年，一位占星家对斯汤达的《巴马修道院》里的青年英雄说道：“一个世纪之内可能没有人再想做有闲人了。”他是对的。今天无论谁承认自己平时不工作，都是一种不良的行径。自从马克思和蒲鲁东以来，劳动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价值和哲学概念，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结果是，古代人瞧不起那些靠双手劳作的人，他们把是否闲适作为有没有“自由”生活的凭证，这才是与一位男人身份相匹配的生活，这令人非常震惊。工人被看作社会地位低下者，毫无价值、卑贱，而且人们长期持有此观点。一个社会像罗马那样，如此曲解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价值，它一定是一个畸形社会，它不可避免地为自己道德上的反常付出代价。古代人歧视劳动，这种观点仍在延续，这也解释了他们经济上的衰退，技术上的愚昧落后。或者，依据另外一种观点：一种道德上的反常一定有其他的原因，即歧视劳动。我们知道这来源于罗马生活中另一个丑陋的事实——奴隶制。

　　如果我们是诚实人，我们必须承认，解开这个令人费解之谜的钥匙在我们自己身上。事实上，我们认为劳动是令人尊敬的，而不承认有闲人物。但是，不管承认与否，我们敏感地感知到阶级差别，把工人和杂货店老板看作是无足轻重之人。我们不愿我们的孩子沦落到他们这种状况，尽管我们为自己怀有这种情感感到有些脸红。对于古代人对劳动的态度，这里存在一种最初的解释：歧视劳动等于社会性歧视劳动者。这种歧视持续到《巴马修道院》一书的出现。接着，为了维持阶级等级制度和避免阶级冲突，有必要把劳动视为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活动，为所有人接受和认同。对于古代人歧视劳动这一点，毫无神秘可言，犹如社会战争还没有激化，只是一种暂时的休战状态一样。某一社会阶层以自己高高在上为豪，并对自己高贵的出身极尽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