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对古代人的劳动观念做了大量的研究，尽管这些条条框框已由法学家和哲学家进行了详述。事实上，他们对这些总的概念和阶级思维意识感到困惑不解。古代人并没有制定什么规则，例如，他们并没有说“劳动”仅仅存在于一个人为了报酬为另一个人的工作中。他们所要说的，适用于下层社会群体，这一群体成员限定于依靠自己劳动的所得或为他人服务来谋取生活。要紧之处并不是确立适用所有人的行动规则，而是应把功劳归功于某一社会阶层的人们，他们有的身为仆役，有的受雇成为劳动者，所有人被指斥为“劳工”，以至整个阶级被人瞧不起。劳动者被责骂，一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二是因为他们属于这一低下的社会阶级。相反，贵族阶级富有、有文化、有权有势，而且被赞美，因为他们这一阶级拥有不必去劳作的优势或者是控制着整个城市。因此，“古代人的劳动观念”并非只是一种评价，对有权有势的是正面的，对卑贱的普通人是负面的。评价是基点，他们争论的细节毫无意义可言。

　　在作阶级评价时，罗马人利用了手中掌握的一切材料。色诺芬解释需动手的商业活动使男人女性化，“因为这些人不得不坐在阴凉处，有时甚至整日在火炉旁度过”，而且，工匠们“没有时间关注他们的朋友和为城市的安全尽微薄之力”。与之相反的是，长期在田野里劳作，使一个人习惯忍受酷热、严寒、每个早晨早起，也让他爱护土地，因为他是依赖这分土地才得以存活的。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这一点：阶级利益在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历史上这一令人困惑不解的事情就容易说清了：为什么在工业革命前，商业为世人所鄙视？这一谜底的答案在于如下的事实，商业财富属于新近富有者，而以往富有者大多依土地而富。靠祖上财产的富有者避免将自己归入暴发户的行列：商人无所归属、贪婪，是所有罪恶之源；他们增加奢侈和弱点；他们改变自然状态，远航到遥远的岛屿，超越大海这一大自然的障碍，带回那些原本不属于自家种植的作物。这些观念从古老的希腊和印度那里流传下来，直到本杰明•孔德和查尔斯•莫拉斯。以财富为基础，罗马公民按此被区分开来，这些观念进入城市“秩序”（平民、十夫长、骑士、元老），然而，在缺乏财富时，这种人口财产调查仅考虑田地里出产的财富。一个富有的商人在市民社会想要提高他的地位，只有靠获得田地。正如西塞罗所写，如果一个商人对增加他的财产感到困顿，渴望回到港湾，那么把他的财产用于购置乡下资产，他可能因此遮掩他令人难堪且被人瞧不起的商人身份，从而赢得人们的赞扬。

　　贬低不靠土地而富的富有者等同于鄙视这些暴发户们。只要耕地仍然作为财富的主要形式，农业作为收入的主要源泉，成为富人就意味着拥有自己的田地。这是一种通用的商业投资，仅是一种结束的途径，一种变富的方式。土地资产将继承人与暴发户们区分开来，而土地仍然是土地。这种价值体系有一个特殊的后果：一个拥有土地已经很富有的人，作为商人并不为人看不起，即使他们再打算经商，重要的是，他们并非是再以商业起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