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岁时，出身高贵的罗马青年会完成他的初级教育。14岁时他们便可以脱下童装，做每一个年轻人喜欢做的事情了。16或17岁时，他们可以选择一项公众职业或参军——像斯汤达那样在16岁时被招募为轻骑兵。罗马不存在针对成年期的成文法，也没有未成年人的规定，只有前青春期少年的说法。他们由其父亲或老师来决定他们是否能穿成人衣服和开始刮胡子。举一个元老的儿子为例，他仅16岁时成了骑士，17岁时就开始了官场生活，他还负责罗马城的警戒工作，监督和管理造币厂的事务。此后他平步青云，成为将军、法官和元老。那么，他又是在哪儿学会这些技能的呢？答案是：在工作中。是从他的长辈们那里学来的吗？可能，但更为可能的是从他的下属那里学来的：在处理事务和做决策时，他身上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贵族的气派，而实际情况是他的下属们早已为他准备好了一切。一个贵族在16岁时就当了军官和国家的代言人，他此时已经在法庭审理过第一桩案子。

　　人们在工作中学习人事知识和职业技术，在学校里学习文化（下层阶级的人虽有文化，但没有自我提高的志向）。学校是人们自我教育的场所，却由此改变了获取文化的本意，某些作家将其称之为“经典”（这种“经典”就像现在旅游业中规定的，有一些你必看的景点，必看的纪念物）。学校教授的课程会给熟知这些知识的人们带来荣耀，但真正感兴趣的人很少，甚至其中的一部分人还对这些内容敬而远之。一些制度很快会被废除，而学校里很容易传授的那些内容也会很快成为“经典”。雅典文明的黄金时代，修辞学家就简化了法则，这样更易于教授。总之，12岁到18或20岁的罗马人要学习阅读他们的经典，紧接着还要学习修辞学。那么究竟什么是修辞学呢？

　　最为肯定的是它与功利主义无关，对“社会”毫无用处。在罗马共和国里，雄辩术在讲坛上和法庭里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它的声望主要来自文学上的名气而不是来自民事上的功用。西塞罗并不是寡头政治家的儿子，却享受着只有元老才能享受的莫大荣誉，因为他有着杰出的辩才，并给元老院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在帝国时代，大众追捧演说家就像我们追捧文学家一样，著名的诗人当时并不如演说家们那样受人欢迎。

　　由于辩论术的普及，演说术或辩论术逐渐走向程式化和公式化，成为罗马教育中除经典名著之外惟一要求掌握的学科。所有的罗马男孩都要学习适用于政治和法庭中专门的演说术，其中伴随着一些模式化的发展和分类倾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演讲学”）。他们很快就娴熟于演说术吗？没有，因为学校里教的演讲学自身很快就成为了一门艺术，而作为一门艺术就不得不学好它的规则。古人虽然喜爱演说术并且从未终止对它的探索，但真正的演说术与教授演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布置给罗马青年人的演讲题目多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相反，题目越神秘，越可以激发人的想象力，辩论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游戏。“假定某法律规定，受到污辱的妇女可以进行选择，她可以选择将污辱她的人处死或嫁给他。但是，一个人一晚奸污了两个妇女，其中一个要求治他死罪，然而另一个却坚持要嫁给他。”像这样的主题给了人们自由发挥的空间，也迎合了罗马人对闹剧和性的主题的偏好，它给人们带来了因悖论而产生的快乐和身临其境的乐趣。业余爱好者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并且接受演说术的训练，他们即使在家里也乐此不疲，哪怕是在某位行家面前也依然如此。古代教育的谱系就是这样：从文化到兴趣再到文化，从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到学校教育，从学校教育再到反复的批注练习，全部过程才算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