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羽翼已就，飞必冲天

　　当然这一切的岩浆般奔突涌动的变化，在时间滞缓的行走中是悄然无声的。

　　公元前三五五年，即实行第一次变法的四年之后，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洛水之东即河西地区的社平（今陕西省澄城东）有了一次相会，这个平常的相会却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它无声地打破了长期以来“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不与之“会盟”的僵死局面。这次会晤实质上是秦、魏两国对领土问题的谈判，那么秦与诸侯在身份上已经向世人确认了它的平等。而且，秦孝公底气十足竟咄咄逼人要魏惠王了归还秦的河西地区，兴许是魏惠王一时还放不下战国早期魏国独自称雄的威武架势，兴许是魏惠王对强大起来的秦国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判断，魏惠王最后拂袖而去。次年，秦、魏争夺河西地区的战事重开。

　　公元前三五四年，秦乘魏进围赵都邯郸之机，以商鞅为将，兴兵伐魏，东征河西地区之元里（今陕西省澄城境内），商鞅变法的奖励军功政策极大地激励了英勇的秦军，争先恐后，气势如虎，大败魏军，斩得首级七千，并乘势攻取了黄河西岸的重镇少梁（今陕西韩城）。同年，秦派公子壮率师侵韩，插入韩、魏两国的交界地区，进围焦城（今河南省鄢陵北）、山氏（今河南新郑东北），筑城割据，兵锋所向，威逼魏国的新都大粱（今河南开封，据《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迁都大梁在惠王三十年即公元前三二九年。近年有学者考证，所说有误，按新发现的《竹书纪年》记载，魏“徙都于大梁”是在惠王九年即公元前三六一年）。

　　公元前三五二年，商鞅因功由大庶长升为大上造，此爵位在商鞅制定的秦国二十级爵制中列第十六级。秦二十级爵位依次分别是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大上造相当于中原诸侯国相国兼将军的官职，爵位不高，但权力很大。

　　公元前三五○年，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五年后，成效大见，“秦人富强”。到了这个时候，魏惠王才从根本上感到了秦国对魏构成的巨大威胁，于是在公元前三四四年，搞了一个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之会，与宋、卫、邹、鲁、陈、蔡等十二个小诸侯国的国君会盟，并一同前往洛阳朝见了徒具虚名的周天子。会盟的目的之一是魏国企图以霸主地位威慑强秦，用外交手段解除秦对魏国西部地区的战争威胁，以便集中兵力在中原一带与齐、楚再决雌雄。秦孝公没有亲自参加这次会盟，魏惠王大为光火，以此为借口，挟十二诸侯会盟之威，图谋西伐秦国。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魏国当时的整体实力仍是不可小觑，如果魏惠王将重兵从东线转移到西线，倾全国之力向秦发起进攻，胜负不说，起码也是两败俱伤。秦孝公闻讯，深感震恐，立即命令秦军加强守备，严阵以待。战争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这时，商鞅经过反复权衡深入思考，负命出使魏国，前去求和，以缓争霸、晚称王的策略，离间魏与齐、楚间的关系，使其相争，坐收渔翁之利。商鞅果然以他的才智和才华说服了魏惠王，救秦于危难之中。据此有学者认为，商鞅此次出使成功，不仅直接关乎秦与魏和魏与齐、楚等国的战争格局，而且实际上开了战国“连横”运动之先河；后来魏惠王采纳惠施（曾为魏相，战国名家代表人物）“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的建议，则是战国“合纵”运动的开端。商鞅、惠施虽非朝秦暮楚以博一身名利的纵横家，但“连横”、“合纵”实始于此二人的外交努力。

　　羽翼已就，飞必冲天。公元前三四三年，周天王遣使册命秦为方伯，给秦孝公送来了祭肉，这等于把诸侯霸主的大旗公然授予了秦孝公，于是诸侯毕贺。也就是这个时候，魏国与韩、齐的中原大战开始，发生了公元前三四一年的马陵道战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商鞅这只有思想的大黄雀是绝对不放过这个战争之后趁人之危的机会的，于第二年，亲为大将，率兵东伐魏国，大胜而归。商鞅一脸兴奋，秦孝公则一脸牛气，用鼻子哼哼着不客气地说，现在我的秦国，完全可以和大列强齐并肩而立对峙抗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