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丽华：商业化的目的和操作手段，对摇滚来说，是动力还是瓶颈？

　　郭发财：客观地讲，商业逻辑对中国摇滚的操作既不是动力也不是瓶颈，而是一把正反因素都很明显的双刃剑。有利的因素在于，商业因素背后的市场法则，迫使中国摇滚减少了许多喧嚣与梦想，同时也让一些苦苦奋斗的艺人和乐队获得了迟来的利益之果；消极的方面在于，商业逻辑正在使中国摇滚失去血性，削弱魅力，变得浅薄。

　　中国青年的伍德斯托克

　　中国摇滚的时代背景与商业操作的双刃剑

　　【郭发财答郑丽华问】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在笑我，一无所有……”摇滚，以一种备受争议的方式影响着每个年轻人的心灵以及更多的一切。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民间学者郭发财所著新书《枷锁与奔跑》，就是对自1980年至2005年中国摇滚乐的文化生态观察。

　　1：摇滚音乐的出现，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出现是有相似性的，根源是社会的发展裂变，它是人们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困惑以及探索。是这样吧？摇滚乐在中国出现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

　　答：社会土壤是一切艺术的根源，摇滚乐自然也难例外。无论是西方的还是本土的摇滚乐，究其根源的确如你所言，它的诞生和传播都与社会的发展裂变关系密切。二战以后，50至6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战争的创伤之后，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观，但战争带给人的心灵创伤却没得以及时医治，父辈中一切人际交往都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年轻一代的精神则处于从所未有的迷惘状态，从而导致各种社会问题非常尖锐和突出。但是总统和主流知识分子与企业家，没有谁会因此而停下由他们掌控的一直都在飞速运转的国家机器。因此，在主流价值与非主流价值之间，成人社会和青年社会之间就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隙，摇滚乐就是从这道“西方伤口”中得以借势绽放的一朵青少年艺术伤花。

　　50年代的美国，种族矛盾一度十分棘手，Bill Haley和猫王却用歌声调和了黑白人群之间的音乐文化界限，因而他们被看成是摇滚乐的鼻祖。60年代的鲍勃"迪伦，以青年反叛文化的代言人而享誉世界，使摇滚乐获得了不亚于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的艺术声誉。尤其在60年代，整个西方世界都在处在危机与动荡之中，其中的越战爆发、马丁"路德金的人权斗争、嬉皮士风潮、毒品的泛滥、肯尼迪被暗杀、古巴导弹危机、法国五月风暴等等，社会的动荡与人心的荒芜，给摇滚乐的表现主题增添了很多的新的表现内容，甚至就这些事件本身而言，有时也让人觉得世界是个庞大而超级的摇滚音乐现场。

　　中国摇滚乐的出现有文革历史的推力作用，80至90年代社会转型因素的催发是一个方面， 80年代的青年文化黄金期是一个方面，但最直接的高潮还是来源于某些社会政治事件的直接引爆。中国摇滚的诞生背景虽然没有西方摇滚身处环境的“风口浪尖”感，但作为青年亚文化在探索青少年的物质文化和个人精神的走向上，它的成长土壤和发展动态的确也是属于暗流相同和声音共振的。

　　2：国外有些作品曾带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如描述战争等重量级题材。相比之下，我们的摇滚风格似乎更多倾向个人情感，是不是我们的音乐在文化等方面承担的东西太少了？

　　答：这个问题不妨以一分为二的眼光来看。重量级的，如西方的《权力之于人民》、《战争贩子》和《拆卸原子弹》等歌曲自然有它自身的历史背景，它是时代风云的折光，抒发的是一代青少年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情感。但是，除了这种参与和介入性很强的作品之外，如披头士乐队从成立到解散创作了大约200多首作品，其风格涉及主流摇滚、先锋摇滚、交响摇滚等范围，歌曲的主要题材除了涉及社会事件和药物体验之外，其余部分也含有大量的爱情主题。因此，你说的“重量级”和我补充的“披头士的丰富性”并不矛盾。我们的摇滚乐从目前的整体情势上看，的确更多倾向于个人情感的抒发。不过，中国摇滚也有崔健、何勇、张楚、左小诅咒、吴吞、洪启、周云蓬等艺人在不同时期与中国社会现状的呼吸与共。因而从评论和个人感受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承担并不比西方摇滚少，甚至比他们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