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乐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王钦仁先生说，摇滚乐“亦步亦趋地投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代风云，折射了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心声”，如冷战、拉美革命、法国“五月风暴”、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东欧巨变等既是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可将其视为重大摇滚事件。从一些乐队的名称和作品命名来看，人们随时还可以从中找到摇滚历史的足迹，如U2、“刺杀肯尼迪”，《革命》、《权力之于人民》、《战争贩子》、《拆卸原子弹》等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具体到对摇滚乐的大众文化本质的认识，摇滚精神的探寻，我们应该把握它的历史语境。那些把摇滚乐仅仅看成单纯的娱乐消费的观点，对中国非主流大众文化作用于世道人心的实际现状非常奢侈，具体到中国摇滚乐作为在野文艺的经济逻辑本身更是差距太大。

　　经过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和演变，摇滚乐在它的独立谱系中已经派生出酸性摇滚（acid rock）、非主流摇滚（alternative rock）、经典摇滚（classic rock）、民谣摇滚（folk rock）、车库音乐（garage） 、邋遢（Grunge） 、Rock abilly 疯克金属（Funk Metal） 、工业之声（industrial music）、朋克（Punk） 、种族音乐（Race Music）、雷鬼（Reggae）、另类（Alternative）、艺术摇滚（Art Rock）、不插电（Unplug）、朋克摇滚（punk rock） 、轻柔摇滚（Soft Rock）、山地摇滚(Rockabill) 等众多大众文化艺术流派。

　　这些风格各异，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摇滚艺术流派，既是西方摇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边缘文化艺术相对社会主流文化艺术的单独存在，更多的时候，它又是边缘针对主流构成批评对话的重要话语资源。不过由此而生发的中国摇滚乐，一旦搁置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其20年以来的生态话语状况解读起来却牵涉面广，非常繁复，如不认真观察，悉心研究，准确把握，中国摇滚乐的大众文化生态状况、存在价值和在野文艺的意义就不能通过有效的途径得到及时的确认。

　　考虑到摇滚乐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艺术语境中的复杂性，同时也出于本书编撰方法的基本需要，除了把20年以来的摇滚乐的生态视野建立在宽泛的时间基础上，采用文化批评的策略对本书予以文本的逻辑构建之外，在各个卷本、章节，我还尽最大努力地保持了作为编撰者的视角的客观，遇到部分章节由于资料匮乏而无法完成预期的书写，需要借助外力及时补充和完善，在邀请有关朋友针对各个章节所需撰写专业文章给予支持时，我也只是仅将所需内容的大致方向说清，并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本书的外援作者身上。可以说“文化生态”这个词汇关联的所有与中国摇滚乐有关的事物，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尊重。它可以体现在资讯的庞大与客观，大众文化批评策略之下的话语设置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评论乐队，分析作品，解读20年以来的相关事件的多视角，直接呈现出可与中国摇滚的呼吸同步的真实和可靠。那么，中国摇滚的发祥史应该从哪儿开始？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比较容易，时间与地点，一点早期资料都在那儿搁着，读者一看就会知道，但因为这些资料过于抽像，而且当年的乐队早已物是人非，一些乐手已经离开了摇滚圈，有的虽然依然在摇，并且也有自己的乐队和音乐创作方向，但一提到当年的那些陈年旧事，往往又因摇滚乐生存艰难的惨疼记忆、乐队与乐手之间的恩怨是非、个人性格气质的局限导致的彼此关系紧张，圈子与圈子互相排斥等种种原因而“不堪回首”，因此，尽管都是一点有限的早年资料，但出于其文献作用的考虑，或者对1980至1987年之前的相关历史的修复与填补，它对于本书作用到也非同寻常。

　　1980年，中国大陆第一支演绎西方老摇滚的乐队“万李马王”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成员有万星、李世超、马晓艺和王昕波等。1981年，“阿里斯”乐队成立，成员有李力、王勇等人，以演唱日本歌曲为主。1982年，丁武、王迪等组建“蝮虫及乐队”。艾迪和几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成立了“大陆”乐队。这支乐队的作用非同小可，直接构成了中国摇滚乐产生的催化剂。1984年，“七合板”乐队成立，成员包括崔健、刘元、杨乐强、周晓明、文博、安邵华、李秀立，主要演唱欧美流行歌曲。同年，“不倒翁”乐队成立，成员有臧天朔、丁武、王迪、王勇、孙国庆、秦齐、李季、严钢、李力等，主要唱日本歌。不倒翁是中国第一支尝试用电声乐器演绎现代音乐的乐队，也是中国大陆摇滚乐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1985年11月，崔健的《浪子归》出版，这是一张依稀有些摇滚气息的早期流行音乐唱片。随后，侯德健与程琳合作发表了《新鞋子旧鞋子》。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世界和平年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唱《一无所有》，随后出版的该演唱会拼盘磁带《让世界充满爱》中收录了这首歌。1987黑豹乐队成立，初创阵容为郭传林、李彤、丁武、王文杰、王文芳、严钢等。1988年，窦唯加入，随后丁武、窦唯退出，分别组建 “唐朝”乐队和“做梦”乐队。崔健任主唱的ADO乐队成立。10月，《音像世界》在上海创刊。成为国内第一份大量报道欧美流行乐的杂志，“对话摇滚”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专栏。

　　在中国摇滚的大众公共资讯系统，黄燎原先生整理保留的这点资料见证了中国摇滚乐的“史前时期”。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黄燎原先生，本书在解决1987年以前的中国摇滚乐的时间追溯上就会抓瞎，当然对于丁武、崔健、窦唯等人的早年信息也不可能得以及时掌握。如果按照这种思路，从1997年，即黑豹乐队组建的年头开始，把前6年的有关情况作为一个隐形的前提设置下来，从至今历经风雨却仍然存在、并且成为一线主流乐队的黑豹乐队开始，再来考察中国摇滚乐20年以来的风雨历程，我们的目光将会邂逅一部背景繁复，情节跌宕却又主角众多，结果虽然往往很难把握预料，而与之相关的诸多命题又不得不引人沉思的中国在野文艺的摇滚自然史。当然，因为本书确定的是“独立大众文化生态观察”，因此，“史”在我这儿只能是一种基本线索和历史背景，并不构成正统意义上、被学院的学术体例所严格控制的中国摇滚乐的“历史”。

　　崔健从 “一无所有”的摇滚青年，“北京杂种”，吼出中国摇滚的“第一声春雷”后，20年以来足迹遍及亚洲乃至世界各地，以“音乐借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表现形式，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连，表达了中国对世界青年的心声”的评语获得荷兰驻中国大使馆颁发的克劳斯亲王奖（针对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知识分子而设），目前人到中年，功和名都有，无论是世界级的摇滚巨星舞台，或者还是中国中小城市的无名酒吧，他却依然尽心卖力地在摇，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风格的作品为中国摇滚的精神内含或商业价值打拼。有人称他为“摇滚教父”，实际上他是一位勇敢的“摇滚大哥”。在媒体和一切与中国摇滚有关的书写中，崔健同时又是一个类似知识考古者频频光顾的文艺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