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纳税人供养的工资，体制给予评定的文艺职称，比不起体制中文艺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享受不到国家颁发的特殊文艺津贴、各种类型的文艺大奖，该有的，或不该有的在中国摇滚乐队、艺人这儿都是“一无所有”。因此，中国摇滚没有任何体制、经济和文化的庇护，它的民间性和边缘独立的大众艺术存在是个不争的事实。

　　通过对46支/位浮出水面的乐队和艺人，6个本土民营厂牌及其旗下签约的30支/位乐队和艺人，共计大约76支/位乐队和艺人的抽样观察和比较研究，现在，我已有理由坚信中国摇滚的民间草根定位之于它的发展走向的合理，乃至相关的在野文艺状态的真实可靠。

　　崔健、何勇、黑豹乐队的原主唱秦勇、指南针乐队的键盘手郭亮、鼓手郑朝晖、萨克斯手苑丁、冷血动物的主唱谢天笑等人，分别出生于北京、重庆、四川、山东等地。虽然北京地区的崔健、何勇、秦勇的父母在国家文艺团体工作，但崔的父亲是小号演奏员，母亲是舞蹈演员；何的父亲是弹三弦的，而且在香港红磡的那场演出中还和儿子一起摇滚了《钟鼓楼》；秦的父亲则是个配音演员，给许多领袖人物配音，但最终也没听说配到童志荣的份上；因此并非什么皇城根下的皇亲国戚，天子左右的达官显贵。指南针乐队的乐手、冷血动物的主唱谢天笑等几位，家庭背景可能也与体制内文艺沾一点边，但其父母不过是默默无闻的音乐老师、小城市的底层画家，同样与某些“德高望重”或“德艺双馨”的体制内的所谓文艺明星、文艺风云人物显赫的家庭，高端的社会关系不在同一层次。

　　唐朝乐队的吉他手刘义君（老五），已故贝司手张炬；舌头乐队的主唱吴吞、键盘手郭大纲及其他成员；民谣诗人张楚、野孩子乐队的全体成员都是普通工人、农民的儿子，况且舌头乐队成员还都是乌鲁木齐的同一工厂的工人子弟；因此，中国摇滚艺人的家庭背景，同样也不属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高端阶层。木马乐队，“是由医生、诗人和火车司机的儿子们于1998年3月在长沙初组，4个月后正式流浪北京的摇滚乐队”——他们这样向人介绍自己，同样，木马的家庭背景也非这个社会的有权有钱的时代新贵。

　　

　

　　摇滚艺术家崔健像

　　就家庭背景和个人社会关系来说，中国摇滚艺人显然不是当前社会主体的既得利益者，与主流文艺共谋不但缺少血缘联系因果，而且就家庭结构的文化趣味与经济利益来说也缺乏内在联系。作为非主流的摇滚青年，他们从事的草根艺术带有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作用下的很多必然因素。当然，主流文艺工作者中也有底层人士，但这只是一段特殊历史、特殊机缘导致的特殊结果，它与1980至2005年的中国社会转型和1949年以来的历史分岔无关。

　　摇滚艺人的个人成份有学院叛逆分子/底层文艺青年/街头问题少年这样几种类型。

　　黑豹乐队的鼓手赵明义、唐朝乐队的主唱丁武、眼镜蛇乐队全体、黄种人乐队主唱、亚洲地区颇有名望的吉他大师歇斯、前鲍家街43乐队群体、幸福大街乐队主唱吴虹飞、阿修罗乐队主唱靳泰然/吉他罗酉生、与非门乐队主唱蒋凡/词曲作者三少/制作阿庆三人群体，这些分别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清华大学、四川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摇滚艺人，虽是摇滚族群中极少数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也纷纷“背叛”各自所学的专业以其自我而新锐的姿态，与其他艺人一起，或拿起吉他冲上摇滚舞台，或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面向青年大众的麦克风前。战斧乐队的核心成员是吉普车工厂的底层工人、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是宾馆保安、阿修罗乐队、龙门阵、新蜂音乐旗下的艺人，介入摇滚前曾是小厨师和琴行里的学徒工，有的甚至还是来自农村的打工少年；民谣歌手洪启、周云蓬、尹吾曾是退役士兵、流浪歌手、食不裹腹的街头卖艺青年；集合在嚎叫唱片旗下的 “无聊军队”则是混迹北京海淀五道口一带的地下朋克。另外，除开前面提到的少数具有学院背景的摇滚艺人拥有高学历之外，其余大多数摇滚人的文化程度、包括中国摇滚的标志性人物窦唯在内的许多摇滚艺人的学历普遍只在高中或初中之间。这些叛逆者/底层艺青/地下朋克选择了中国摇滚，因家庭背景，社会问题及其个人原因，同时也选择了与主流界限分明的民间前卫的草根艺术之路。

　　为自由，为心灵，为良知，为时尚，为赚钱，为爱情，为欲望等等，因为各种理由，一哨人马，处处烽火，中国的非主流文艺青年，20年就这样悄然无声地集结/解散/重组，生生不息地摇滚起来。

　　1994年，以回顾“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为主题的贺兰山音乐节开幕之前，黄燎原在回答《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问话时估计中国有一万多支摇滚乐队，但是根据我的推测，黄先生的这个数字不准，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摇滚乐队非常庞大，远远不止他所说的这个数字。以我编撰本书期间居留的内蒙古赤峰这个北方贫困地级城市为例，据大漠部落乐队的主唱大辉先生介绍，仅赤峰地区就有不同风格的摇滚乐队12支。那么，根据赤峰的经济文化状况衍生的这个数量来推算全国各地的摇滚乐队和艺人，黄对整个中国的摇滚乐队的数量估算的差异就显而易见了。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中国，作为大众前卫艺术的摇滚乐的群众性草根基础已经“非常庞大”的事实需要通过本文加以说明。

　　中国摇滚艺人、尤其是那些地下穷苦乐队中的摇滚战士，走出家庭，集结在各个城市的城乡结合部，以北京近郊东北旺、树村、皮村为例，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些地方居住，生活和排练，不外乎是因为这些地方远离城市中心，物质生活条件虽差，但却消费低廉，可以允许他们在此经营梦想；以成都唐蕾女士经营的小酒馆和北京的豪运、无名高地以及愚公移山等摇滚酒吧来看，这些最多不超过600人的观众容量的小型演出场所始终是文艺青年生息繁衍的“大舞台”；因此相对主流文艺团体的歌星和艺人的生活起居，住行衣食，摇滚艺人的生存空间的有限与民间草根性的艺术生长土壤，一目了然。

　　综上所述，从中国摇滚从业人员的社会关系/个人成份/文化程度/活动空间来看，这个族群在中国近20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来的社会属性，都把他们与中国体制内的主流文艺人员的社会关系/个人成份/文化程度明显地区分开来。

　　中国摇滚人在见证时代变迁，歌唱各种与中国相关的芸芸万象和茫茫众生时，一首与其有关的《我开始摇滚了》无疑也在歌唱他们：

　　“我没钱没地位，因为我爸他没职位，我爸不可能受贿，我也不惭愧/我从小很刻苦，可学的东西没用处，我学了10年算算数，可最后让我喂猪/你给我指了条路，让我替你扛包袱，说：活着就得装糊涂，要不然就开除/我不想装糊涂，想找个地方住，我浑身都是嘴，却挨了你一腿/我开始摇滚了，我先留头发再剃个秃子/我开始摇滚了，谁借我两儿钱我买把吉他/我开始摇滚了，我喝点小酒再找点想法/我开始摇滚了，我摇不摇滚(要不要滚)，我要你滚，我要你滚……呸！”

　　这首由王亚楠作词/作曲，王宝与正午阳光乐队首唱，雪村翻唱的音乐评书，属于当下中国摇滚人这个民间草根营地中的“新儿女英雄”族群，当然，它也应当属于人们对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思考，或者多少都与有自己有些关系的某种心灵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