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的商业文化
贺兰山中国摇滚光辉道路音乐会结束了，所有的演出都在崔健最后将吉他一击的时候画上了句号。尽管外界对此次演出充满了赞誉之词，但是，有圈内人士也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摇滚目前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几乎处于一种垂死挣扎状态，具体问题为：第一，创作激情枯竭；第二，摇滚名人不务正业；第三，生活穷困潦倒；第四，宣传太缺乏。就这几种现像，你个人的看法是这样么？
其实，贺兰山音乐节，事情并不是你说的那样简单。我的意思是，与这个音乐节有关的“贺兰山房”，大家在谈到音乐节的时候，把这个不该忘却的事件有意或者无意地遮蔽了。贺兰山房，因其艺术针对经济的越界而宣告失败，但说到贺兰山音乐节，媒体和公众只对它与摇滚乐有关的情节和细节进行评说，却很少、甚至几乎不提贺兰山房。
根据我的了解，众多的摇滚乐队都是根据一个旅游地产商的营销需要来为贺兰山房的竣工助兴的。
批评家吕澎对当代城市建筑普遍平庸比较厌倦和反感。他的目的是要破一破旅游地产投资方的约束，提供一种新的艺术针对经济的思考方式。但是，商业逻辑却残酷地拒绝了吕澎和王广义他们的天真构想，结果根据合同规定，贺兰山房每幢建筑面积不得超过400平方米，建筑造价不得超过40万元，但是，每位艺术家的设计都超过了规定的边界，其中，艺术家丁乙的《台邸别墅》光地下基础就花了89万，叶永青的《草叶间》超过了1000平方米，并且停工一停就是40天……“Hopeland”（希望之地）本来是贺兰山房的英文名字，然而结果却是，作为投资商的旅游地产项目营销策略链上的贺兰山音乐节，那些乐队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全国各地跑来回顾自己的光辉道路，吊诡的商业文化环境中，恰恰又包隐着绝望的讽刺。
因此，贺兰山音乐节暴露出的文化艺术与经济逻辑的问题确实不少。
你提出的四个问题，从局部和表像来看应该没错，但就摇滚乐的实际状况来说，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第一，创作激情枯竭。这种说法很好玩，它主要表现在，作品的前提是依靠什么来支撑，而这个支撑的成分又比较复杂，作为“激情”这个词，根据你要表达的语境来判断，我想，你是说它需要一种动力，可这种动力又包括意识形态的宽松、文化气候的冷热、作品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均衡等等，因此摇滚艺术家在创作前要用这些来维持所谓的创作激情，这对坚持独立创作的中国摇滚来说简直就是个黑色幽默。
如果创作之前考虑问题太多，那么这样的艺术家就“走神”了，精力也不集中。他应该是国家的专职文艺创作人员，或者受雇于每个商业机构的从业者，而摇滚艺术家不该考虑这些。要用非艺术自身因素来考虑摇滚乐创作，这样的人不是搞摇滚的，就算是，他的作品也经不起检视，非常值得怀疑。
第二，摇滚名人不务正业。那个“名”是受众送给他的，当然也是他作为“名人”比较认可的一种精神和物质财富的隐形符号综合，一种常常出示在受众眼皮下的符号象征，同时也是他可以引以为荣的东西，这种看似合理的建立在创作与受众的话语交流系统中的名人“隐形符号契约”，事实上与“中国摇滚”并不搭边，因为中国摇滚不需要契约，作为一种自由的未知，它需要艺术家和受众来共同遭遇，而不是一方面艺术家要在受众这儿维持自身的名人符号，另外一方面受众要根据名人符号而期待所谓的名人应该这样，或者不该那样，这样推推拉拉，会把中国摇滚搞得非驴非马。
第三，穷困潦倒。这个问题容易让我想到卡夫卡的小说《饥饿的艺术家》。
根据一种阅读感受，“饥饿的艺术家”可以是卡夫卡，饥饿的艺术应该是他的写作生活，在不被社会理解和承认的过程中，艺术家最终留下了“因为我找不到适合我胃口的食物”的遗言。在这个语境中来谈论摇滚艺人的生活境遇，可以使用穷困或者饥饿这样的词汇，但如果是按照当前媒体的那种小市民灰色文化趣味，比如，通过王菲和一个电影演员在结婚生孩子的过程中，花钱购买豪宅和情趣浴缸的新闻来带动她前夫窦唯在酒吧弹琴卖艺，说人家潦倒，这样的摇滚报道，就是非常浅薄的，而且也缺乏对中国摇滚的基本认识和必要的了解，因为在酒吧中弹琴和唱歌，它与财富无关，与穷困潦倒或饥饿的艺术家也无关联。
中国的摇滚艺术家崔健也在酒吧演出或者驻唱，一些国际大腕，如柯特•科本、大友良英来中国交流也在北京的酒吧中和同行交流切磋，并且也会收取可怜的象征性的门票费，但媒体报道他们不说人家穷困潦倒，反而涉及到中国的摇滚艺术家或普通摇滚战士就要说人家穷困潦倒，因此这是两套标准，也是中国媒体在刻意制造摇滚艺术家的“穷困潦倒”。
说到媒体的宣传，在20世纪90年代中，媒体是从不报道摇滚乐的，但时间进入21世纪以来，媒体的报道已经非常之多。但多了以后，就容易乱说，容易产生误导，让受众对中国摇滚的本质认识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可干摇滚的真的很穷，尤其东北旺和树村的那些外省来的地下乐队。
你说得没错，是很困难，可中国的困难人群又何止是东北旺和树村的那些体制外的摇滚战士呢？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来看，我的意思是，既不能因为贫穷，就以一种笑贫不笑娼的心态来轻视那些摇滚艺人，也不该过分地强调，因为贫穷他们就不该干摇滚了。
目前，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浮华的工商市民社会，权力与金钱毕竟只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艺术与尊严作为超权利与金钱的价值却始终在主流社会之外，因此谈论中国摇滚，要在浮华之外看到它的存在本质。
其实，贺兰山音乐节，事情并不是你说的那样简单。我的意思是，与这个音乐节有关的“贺兰山房”，大家在谈到音乐节的时候，把这个不该忘却的事件有意或者无意地遮蔽了。贺兰山房，因其艺术针对经济的越界而宣告失败，但说到贺兰山音乐节，媒体和公众只对它与摇滚乐有关的情节和细节进行评说，却很少、甚至几乎不提贺兰山房。
根据我的了解，众多的摇滚乐队都是根据一个旅游地产商的营销需要来为贺兰山房的竣工助兴的。
批评家吕澎对当代城市建筑普遍平庸比较厌倦和反感。他的目的是要破一破旅游地产投资方的约束，提供一种新的艺术针对经济的思考方式。但是，商业逻辑却残酷地拒绝了吕澎和王广义他们的天真构想，结果根据合同规定，贺兰山房每幢建筑面积不得超过400平方米，建筑造价不得超过40万元，但是，每位艺术家的设计都超过了规定的边界，其中，艺术家丁乙的《台邸别墅》光地下基础就花了89万，叶永青的《草叶间》超过了1000平方米，并且停工一停就是40天……“Hopeland”（希望之地）本来是贺兰山房的英文名字，然而结果却是，作为投资商的旅游地产项目营销策略链上的贺兰山音乐节，那些乐队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全国各地跑来回顾自己的光辉道路，吊诡的商业文化环境中，恰恰又包隐着绝望的讽刺。
因此，贺兰山音乐节暴露出的文化艺术与经济逻辑的问题确实不少。
你提出的四个问题，从局部和表像来看应该没错，但就摇滚乐的实际状况来说，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第一，创作激情枯竭。这种说法很好玩，它主要表现在，作品的前提是依靠什么来支撑，而这个支撑的成分又比较复杂，作为“激情”这个词，根据你要表达的语境来判断，我想，你是说它需要一种动力，可这种动力又包括意识形态的宽松、文化气候的冷热、作品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均衡等等，因此摇滚艺术家在创作前要用这些来维持所谓的创作激情，这对坚持独立创作的中国摇滚来说简直就是个黑色幽默。
如果创作之前考虑问题太多，那么这样的艺术家就“走神”了，精力也不集中。他应该是国家的专职文艺创作人员，或者受雇于每个商业机构的从业者，而摇滚艺术家不该考虑这些。要用非艺术自身因素来考虑摇滚乐创作，这样的人不是搞摇滚的，就算是，他的作品也经不起检视，非常值得怀疑。
第二，摇滚名人不务正业。那个“名”是受众送给他的，当然也是他作为“名人”比较认可的一种精神和物质财富的隐形符号综合，一种常常出示在受众眼皮下的符号象征，同时也是他可以引以为荣的东西，这种看似合理的建立在创作与受众的话语交流系统中的名人“隐形符号契约”，事实上与“中国摇滚”并不搭边，因为中国摇滚不需要契约，作为一种自由的未知，它需要艺术家和受众来共同遭遇，而不是一方面艺术家要在受众这儿维持自身的名人符号，另外一方面受众要根据名人符号而期待所谓的名人应该这样，或者不该那样，这样推推拉拉，会把中国摇滚搞得非驴非马。
第三，穷困潦倒。这个问题容易让我想到卡夫卡的小说《饥饿的艺术家》。
根据一种阅读感受，“饥饿的艺术家”可以是卡夫卡，饥饿的艺术应该是他的写作生活，在不被社会理解和承认的过程中，艺术家最终留下了“因为我找不到适合我胃口的食物”的遗言。在这个语境中来谈论摇滚艺人的生活境遇，可以使用穷困或者饥饿这样的词汇，但如果是按照当前媒体的那种小市民灰色文化趣味，比如，通过王菲和一个电影演员在结婚生孩子的过程中，花钱购买豪宅和情趣浴缸的新闻来带动她前夫窦唯在酒吧弹琴卖艺，说人家潦倒，这样的摇滚报道，就是非常浅薄的，而且也缺乏对中国摇滚的基本认识和必要的了解，因为在酒吧中弹琴和唱歌，它与财富无关，与穷困潦倒或饥饿的艺术家也无关联。
中国的摇滚艺术家崔健也在酒吧演出或者驻唱，一些国际大腕，如柯特•科本、大友良英来中国交流也在北京的酒吧中和同行交流切磋，并且也会收取可怜的象征性的门票费，但媒体报道他们不说人家穷困潦倒，反而涉及到中国的摇滚艺术家或普通摇滚战士就要说人家穷困潦倒，因此这是两套标准，也是中国媒体在刻意制造摇滚艺术家的“穷困潦倒”。
说到媒体的宣传，在20世纪90年代中，媒体是从不报道摇滚乐的，但时间进入21世纪以来，媒体的报道已经非常之多。但多了以后，就容易乱说，容易产生误导，让受众对中国摇滚的本质认识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可干摇滚的真的很穷，尤其东北旺和树村的那些外省来的地下乐队。
你说得没错，是很困难，可中国的困难人群又何止是东北旺和树村的那些体制外的摇滚战士呢？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来看，我的意思是，既不能因为贫穷，就以一种笑贫不笑娼的心态来轻视那些摇滚艺人，也不该过分地强调，因为贫穷他们就不该干摇滚了。
目前，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浮华的工商市民社会，权力与金钱毕竟只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艺术与尊严作为超权利与金钱的价值却始终在主流社会之外，因此谈论中国摇滚，要在浮华之外看到它的存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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