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一个摇滚招贴，或者说专辑套封，一个歌手站在天安门前，风吹起他的裙子，露出了性感的蕾丝短裤，而长安街上还有武警，一辆坐着残疾老头的正好开过去的电动三轮，觉得中国搞摇滚的都很热爱天安门，喜欢像老崔一样在那儿摆造型。

　　你说的是《左小诅咒在地安门》的海外专辑套封。

　　其实，那些图片是一种平面设计的后期拼贴，要不是拼贴，在中国谁有能耐可以在那地方那样拍那种照片呢，而且那个穿蕾丝短裤的男子好像也不是左小诅咒本人。海外发行中国歌手的唱片（包括其他文艺作品的美术设计）都喜欢走这个套路，这里边有西方罗格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经验的窥视心理在起作用，也有几年前张艺谋的电影，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主动迎合那种海外窥视的“功劳”，平面设计人员好像不那样干，艺术家的作品就卖不出去，这种做法一方面是觉得人家既然已经这样来看中国了，所以就这样迎合着批量复制，既省时省力，还能符合人家的欣赏习惯，并把艺术家的作品卖好，因此你说的“大家都很热爱天安门”现象就存在着了。

　　当然，我这样说，不是代表什么或者要捍卫什么，而是希望这种路数的美术创意能有新的突破，别总是这样复制下去，时间久了，人家那边难免审美疲劳，咱这边看着也会没啥好兴奋的。

　　《左小诅咒在地安门》是一张专辑的名称，套封却把受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天安门，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左小诅咒对《毛主席在天安门》的滑稽模仿，作为波谱艺术的变种，这种观点说得过去，但具体到左小诅咒这儿，事情好像不全是这样。

　　关于《左小诅咒在地安门》，我更愿意解读另一个事实，即，从《庙会之旅》开始，左小诅咒就一直在制造作品主题与内容的间离效果，比如在《庙会之旅》中，整个专辑听完你也不可能发现与他的专辑命名的“庙会”这个直接主题有啥关系，而“地安门”中不但唱片目录上没有“左小诅咒与地安门”的任何内容不说，封面还把他的主题指向了“天安门”，类似这样的错位在左小诅咒的唱片中常常出现，我想，这种符号单位与内容结构的不确定性可从多种角度来分析，我的看法是，这个时代的在野先锋文艺只有庞大的能指，惟独缺少具体的所指，但能指和所指都是不确定的，在看似缺乏艺术逻辑的符号构建中，不确定的事物往往通过能指符号之外的能指与符号之内的所指正好又能构成一种艺术的可能；再有，左小诅咒的这种从形式到内容都充满符号隐喻的作品，应该是一种民族寓言在地下音乐文化中的繁衍，而这些符号套层中的艺术品质本身的存在，无疑也把他与主流文化/主流摇滚的艺术家的艺术价值明显地区分开来，从这两层意思上讲，左小诅咒成为继崔健之后曝光率最高的摇滚明星，而且最酷、最具备各种文本分析价值与话语批评的可能也是理所当然的。

　　乐评要捧，他不红也得要红。

　　“左小诅咒是地下摇滚的头羊”，这个定语有他自己作品的丰富性与这个时代产生的对话性所起的作用，正如你所说，在眼球经济决定成败的唱片市场，他也离不开众多的一线乐评对他的力挺，针对主流乐队，中国乐评见佛杀佛，一身怒气，然而对他却褒奖有加，几乎从未见到一线乐评中有人对他提出批评，从地下摇滚的音乐文化建设上看，这是好事，但在更广泛的时间概念中，假如我们把左小诅咒的作品和相关的乐评文章搁置到一个未来空间再来回顾，那么左小诅咒的作品和相关评论的符号文本意义往往又要大于他的艺术意义，这也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