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说是依赖媒体又警惕媒体，实际上，你过河拆桥是其一，对北京地下摇滚有偏见是其二。

　　依赖媒体，是对媒体的尊重，因为，中国摇滚的信息是通过媒体传达出来的，没有媒体的作用，我们看中国摇滚就只能看到一团漆黑，啥都看不见，这是一个前提，也是我依赖媒体并对其充满敬意的一个方面，而过河拆桥，又说明我依赖媒体，又不能被它束缚，否则我的批评立场就不能成立，因此介于二者之间，也就有了你针对我的上述看法。说到我对北京地下摇滚的态度问题，我承认，我的感受是喜优参半的，当然，这正好也说明，北京地下摇滚曾经所起的作用与意义，乃至目前面临的困境给我的感受都是很真实的。

　　北京地下摇滚，除了五道口一带以无聊军队命名的集合在吕波的嚎叫唱片旗下的朋克乐队之外，东北旺、树村、霍营一带的大约200支乐队被称为北京地下摇滚，这些乐队和艺人，是从北京之外的外省地区运动集结过去的，并以北京地下摇滚的名义得以存在，最初他们的目的和意义比较单纯，大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北京主流摇滚代表中国摇滚的事实不满，因此才云集北京，向主流摇滚证实自己的存在，打破了北京摇滚代表中国摇滚的非合理局面，但是后来，随着北京地下和北京主流一同出现在媒体舆论中，出现在各种以摇滚名义而组织的party、商业演出、音乐节、华语唱片颁奖晚会的星光大道上，这时，北京地下摇滚的话语逻辑，相对北京主流摇滚的作用意义也终结了，哪怕你的歌曲、音乐、生存状态与北京摇滚这个符号背后的乐队/艺人确实存在差异，但是，当你与北京摇滚出现在同一镜像、同一版面的娱乐报道中，而媒体并没注意到你与北京主流摇滚之间的差异，因此北京地下与北京主流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同样的符号能指，而且，因为这个镜像与媒体话语构成的能指的出现，北京地下和北京主流都已经亲如兄弟，这种时候，所谓的北京地下摇滚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它最初从外省出发，会同各路战士挑战北京主流摇滚的初衷，而同一镜像/媒体话语中的北京地下，功成名就之时，不是媒体不会注意到它与北京主流的差异，而是，因为北京作为它的地理位置的特殊，就算留意到它与主流的不同之处，那么因为它是北京地下摇滚，实际上北京地下摇滚也和北京主流摇滚一样，同样也在构成中国地下摇滚的能指，同样也在遮蔽其它省市，如成都、上海、广州这些城市的地下乐队同样作为中国地下乐队的存在的事实。

　　基于此，我对北京地下摇滚的看法就比较复杂一些。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当崔健、黑豹、唐朝作为北京摇滚的代表，与中国摇滚有关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都主要围绕着他们转动的时候，北京的地下摇滚，分别从兰州、新疆、云南、广东、黑龙江等文化边缘外省赶往北京驻扎，以其不同的作品内含和艺术追求和北京地下的身份，通过摇滚party和音乐节以及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其他演出机会，与北京主流摇滚拉开了艺术流派和身份属性的距离，这对丰富中国摇滚的内容与品质、乃至摇滚生态的良性健康发展都有好处。但是，当地下摇滚为争取生存权，采取的不是按照艺术本身和地下身份的竞争策略与其进行积极主动的竞争，而集合北京仅仅是为等待时机，赢得唱片公司和媒体青睐，甚至是为尽快使自己早日成为北京主流摇滚中的一员，那么这时的北京地下已经失去了地下的品质，不但与艺术无关，而且还玷污了地下摇滚的气节和尊严。

　　左小诅咒认为，地下音乐只是呈现在地下，品质要高。地下音乐其实是贵族音乐！采访舌头乐队时，主唱吴吞也多次谈到，地下乐队相对北京主流摇滚的旁观者的作用和意义，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北京地下却是，除了个别乐队、艺人的音乐具备了高品质，保持了清醒的旁观者相对北京主流摇滚的批评对话意识之外，更多的乐队和艺人，却把北京近郊的东北旺、树村、霍营当成了快速奔向北京摇滚名利场的中转站。这样目的性很强的所谓乐队和艺人，由于缺乏作为地下乐队应有的独立品格和自由品质，不具备旁观者的清醒与地下艺术的高贵存在，因此，所谓的北京地下摇滚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超载的能指，相对中国摇滚的生态发展状况，北京地下摇滚已经不堪重负，失去了以地下名义继续存在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