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与你聊摇滚，你说，应该把北京地下摇滚赶出北京……

　　是的，那天酒喝多了，说话有些冲动，但我并不认为我的观点是错误的。现在，我没喝酒，作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我还依然坚持认为，要使中国摇滚的生态状况良好一些，的确应该把北京地下摇滚赶出北京。

　　用怎样的方式把北京地下摇滚赶出北京呢？

　　首先，应该把北京这两个字的文化象征抛开，就是说，北京只是个地名而不是其他，它和外省甚至边缘省份如新疆的克拉玛依一样，除了地名与乐队和艺人的地区关系之外，北京地下摇滚不能因为它在北京，就说明它很了不得。无论是克拉玛依或者还是北京，地名都是同样的位置，乐队与艺人也是同样的位置，对中国地下摇滚而言，无论你是哪儿的都比较公平，而北京地下摇滚的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也可以得到破除。

　　第二，寻求地下摇滚的独立生态空间。前些年，为打破北京主流摇滚的霸权意识，广东地区的音乐人、乐评家策划了南方大摇滚的集体行动，表明与北京主流摇滚对抗的决心，还出了同名专辑《南方大摇滚》系列，但那次行动却遭到了北京乐评和舆论的普遍嘲笑，因为，那是一些舞厅乐队的草率集结，各种青涩作品的匆忙拼盘，使《南方大摇滚》与北京主流摇滚的确存在差距。但那次集结并非没有成果，广州音乐人王垒、沼泽乐队等作为实力的象征冲出来，大多数乐队/艺人至今虽然都已灰飞烟灭，不值一提，可这次行动的意义却也并非如某些评论嘲笑的那样——广东无摇滚——中国摇滚在北京！实际上，王垒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本身的艺术演变历程以及在国外局面的逐渐打开，这些都早已为他赢得了荣誉。王垒和南方音乐同仁策划的广州新年摇滚音乐会，邀请国际知名乐队/艺人参加聚会的同时，还请北京和其它省区的乐队/艺人汇聚羊城献艺，之后，王垒利用出国演出中转北京或每年礼节性地到北京去交流演出，与崔健、窦唯等北京知名摇滚艺人切磋献艺，因此，南方大摇滚的最终胜出者，不但以实际行动打破了乐队、艺人之间互相排斥，使中国摇滚生态得到局部好转，也使北京的乐评和舆论稍微改变了一下看法，不但承认了中国南方的外省区有摇滚，而且还用——“北崔健”，“南王垒”的论调为广东摇滚正名。因此，当北京地下摇滚正在重复当年北京主流摇滚的狂妄自大历史，腐化堕落的很多坏毛病时，外省的地下摇滚同样应该有勇气挑战北京地下摇滚，摸一摸“北京老虎”的屁股。

　　第三，北京摇滚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空盆子。近两年，外省地下摇滚的生态状况相对北京较好，甚至还可以说，在一片低迷中出现了难得的小高潮，比如成都的声音与玩具、变色蝴蝶、阿修罗、另外两名同志等乐队，由于受到被喻为摇滚教母、口碑一直不错的小酒馆老板唐蕾女士的关心和扶持，在中国地下摇滚的文化地图中，成都地下每年都会坚持搞那种全国性的巡演，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前提下，唐蕾率领成都地下乐队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赢得了各地的青年受众的喜爱与认可；南京的PK14、七八点（冰箱里的红狐狸）、痊愈者18号（不高兴）、引擎；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等南方乐队/艺人的被认识，被欣赏，都能说明处处标榜北京地下摇滚的作用与地位，享受北京二字的美妙和快感的乐队和艺人，我想，他们也该为之脸红吧？！

　　再说，当外省区地下摇滚蓬勃兴起之时，如果将北京地下摇滚中的优秀乐队/艺人的籍贯从北京社区剥离出来，那么就不难发现，不但舌头、痛苦的信仰、美好药店、野孩子、AK-47等乐队，左小诅咒、丰江舟、万晓利、张潜潜等艺人与北京地下摇滚其实无关，没有直接关联，而且连一些老乐队的乐手/艺人，如罗琦、歇斯、张楚、郑均、许巍、唐朝老五等等，实际上与北京摇滚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上的瓜果。因此，当外省地下乐队越来越有苗头，北京地下摇滚仅仅剩下垮掉后的躯壳，正在成为一个空盆子之时，那些与北京地下有关的狂妄与自大也该有所清醒了。

　　把北京地下摇滚赶出北京，其实并非是真赶，而是一种认识问题的视角。

　　是这样的，除开提供视角的文本分析之外，我不是警察，也不是黑社会，当然没有任何把北京地下摇滚赶出北京的能力，但随着认识问题的视角的形成，只要读者能认识到北京地下摇滚，不但作为一个词汇的提出，在中国社会语境与摇滚文化相悖，而且对中国外省区地下摇滚的生态状况是一种遮蔽，它的不合理与作为能指属于多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