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些年你跑了很多地方，花了许多时间来考察中国摇滚20余年以来的生态状况，在工作即将告一段落之时，能把你关于中国摇滚的成败看法都说一说吗？

　　从1980年到2005年，在我对中国摇滚的生态状况进行独立生态观察的过程中，我发现20多年的时间里，从北京的万马李王乐队开始到整理编撰四川成都的声音与玩具乐队的史料部分的结束，期间中国的摇滚乐队/艺人已从当初的三三两两发展到2005年的成千上万；从当初简单地翻唱西方流行歌曲，到现在不但匆匆地翻完了整个西方的摇滚音乐史，而且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摇滚还实现了与世界摇滚资讯的同步。

　　伴随西方摇滚音乐文化在中国摇滚力图实现的本土文化经验的转化过程中，当前，中国摇滚已经有了较好的苗头和长势，这方面不用我来举出某个乐队和艺人的例子，只要把早年的摇滚专辑与现在的摇滚唱片做一对比，当年那些零散的捏着嗓子的洋腔洋调，事实上已被或者正在被富有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与思想内含的大批作品取代；从摇滚乐的出版/演出/传播角度来看，当年的乐队与艺人出版和参加演出都相当困难，现在不但官方音像出版机构出版发行摇滚唱片，而且本土音乐厂牌、跨国公司、乐队艺人的DIY自助也能发表摇滚唱片，而且，早年具体国情的原因，摇滚乐和摇滚镜像、比如头发的长短是上电视的标准已经得到了改观，加上各大城市的摇滚音乐节、摇滚主题酒吧以及不定期的大型户外音乐节的兴起，可以说，中国摇滚的出版与传播已经不成问题；从摇滚青年亚文化来看，摇滚杂志、报纸副刊的摇滚资讯、摇滚音乐网站、摇滚出版物逐年增多，乐器行、服饰店、纹身行业渐次兴起，影视作品也从地下浮出水面，乐评队伍壮大、摇滚青年受众日益增多等等，面对这些从无到有的变化，我们完全可以从中看出20以来的中国摇滚的一个大致运动过程，经过大家的努力，虽然艰辛备至，然而，他最终还是积攒了来之不易的一些成果。

　　不过，事物又具有它的两面性，在看到中国摇滚取得一些进步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的摇滚乐队和艺人数量虽在不断增加，但由于行业竞争的残酷，摇滚族群内部问题不少，因此，乐队与艺人的速生速灭问题非常突出，换句话说，尽管乐队、艺人在不断地增多，但能坚持下来，具有坚强的摇滚理念，纯粹的摇滚精神的乐队和艺人却越来越少，因此，很多时候，乐队、艺人通过做摇滚的借口谋取非摇滚利益的现像还比较普遍。

　　中国摇滚用20多年的历史匆忙地翻过了西方将近60年的摇滚音乐史，然后，还与西方当下的摇滚资讯同步，这种只争朝夕的劲头，冷静地想想，还是难免让人觉得恐惧。中国摇滚除开对西方摇滚历史的不断模仿，资讯的不停复制之外，那种切实想把中国摇滚的本土化和独立自由的艺术立场真正建立起来的乐队和艺人还属于凤毛麟角。在评论二手玫瑰乐队，我说过，中国摇滚通过对西方摇滚的汉化，在内容表达上已经长出了结实的身子骨。其实，那只是针对部分中坚乐队而言，在看到一种可喜苗头的前提下，作为访谈者与艺人的沟通，实际上在承认这个判断的真实性的基础上，我知道，这里边还有作为研究者立场的一些不应有的言不由衷。

　　我能理解这种“言不由衷”。你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在我们的交流或你的一些文章中予以纠正，把前面留下的遗憾或者裂隙予以修复已经很不错了。

　　是的，通过你的提问，我的回答还得说明，站在中国摇滚的旁观者的角度，除了看到好的一面之外，我还看到，相当多的乐队与艺人、甚至包括颇有名气的某些被喻为后摇滚的知名乐队、艺人在吸收与消化的问题上面临的实际问题还有很多。比如，从音乐的旋律写作到编配采样与艺术风格的最后定型，许多乐队和艺人依然在模仿，在复制，在剽窃西方摇滚的艺术成果。我在编撰乐队与艺人的评介文字部分，从一些乐队和艺人提供的原始资料中，还经常看到“中国的某某”之类的文字，这样的问题的出现，有西方青年亚文化对中国摇滚构成影响的特殊文化背景和价值背景，有很多自身的合理性。但作为承上启下在摇滚受众中已经颇有名望的后摇滚，如果还以复制、抄袭、甚至剽窃西方摇滚的手段来支撑自己的创作，我看，你干脆也别叫中国的什么什么好了，还不如来个某某或某某的中国致敬乐队痛快。如前所述，中国摇滚在借鉴与消化外来摇滚音乐文化以及最新资讯时依然问题很多，一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可能还比较严重。

　　摇滚，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传播状况怎样呢？

　　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崔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青年亚文化还没形成，目前的状况是只有一些文化现象，还没有亚文化的实质。我认为，崔健说中国摇滚的青年亚文化只有现象也不正确。根据我的观察，中国摇滚虽没有青年亚文化的本质，但?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摇滚已经有青年亚文化雏形还是说得过去的。

　　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崔健的作品曾经影响了60年代的这一代人，尤其是那首《一无所有》曾经传唱整个中国的大学校园。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这首作品一次次地被集体万人合唱，即使在后来的岁月中，人们追随崔健的歌声，还自觉不自觉地交付了自己的命运；一个是，红馆中国乐势力的演出终场，香港青年受众曾经跪拜中国摇滚，那既是一种青年文化的展现，无疑也是心灵与心灵得到沟通之后，自然而直接的具有隐喻性仪式的一种群体表达；三是，一位南方小镇上的小伙子，因某个摇滚音乐节是他每年一次的很重要的精神生活，只要这个音乐节开始，他都要省吃俭用地攒钱，到音乐节去支持他热爱的乐队，去看他们的现场。但有次音乐节因他喜欢的某乐队没有出现在组委会公布的名单上，因此，他在网上留下遗书自杀。当时，我因观察所谓地下摇滚的生态状况，在那家网站潜水驻站，看到众多乐队和艺人乃至摇滚铁托留言劝慰他。虽然这种方式有些煽情，有点残酷，但我却知道，中国摇滚无论遭遇多少挫折，终究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