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话语倾向的形成有它自己的背景和理由，发财，你提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敏感了？

　　不敏感，我不说，你不说，问题就这样搁着总不是个办法。虽然，我的批评不一定起到作用，但作为一个问题还是应该说出来，重不重视是乐队/艺人的事，说不说又是我的事，因此，既然你提到两种话语倾向的理由和背景，那我也不妨借此说明我的一点个人看法。

　　妖魔化倾向，这个是主流媒体的一贯做法，按作家裴志海的看法，媒体始终是为特殊的现实服务的。他认为，在媒体的逻辑中现实和历史都是已经被设计好的，环境要求大家必须反映设计好的现实，设计好的思想，设计好的人性、设计好的历史、设计好的哲学、设计好的农村与城市、工人与农民、商人与士兵、妓女与小偷、贪官与嫖客等等。只有这样，作品才能被接纳、被肯定、被传播。那么，按照这个非常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标准，摇滚乐在这个尺度下一经检视，不承认它的存在显然是在掩耳盗铃，承认呢，显然又与主流媒体所掌握的标准尺度不相符，因此，主流媒体在处理摇滚乐这种问题音乐时，以主流的视角将其妖魔化，然后搁在读者面前来起警醒世人和教化有为青年，久而久之，很多人就把问题音乐背后的摇滚艺人也看着问题艺术家了。当然，也有人能够看清主流媒体把摇滚乐妖魔化的意图，但是看清这些你又能怎样？看清了，你还是有话没地方说，因此，这种妖魔化倾向对摇滚乐的破坏就非常厉害。

　　圈子黑话倾向，分析下来也简单不了。它之所以把北京的胡同串子话语作为报道和评价摇滚乐的主要话语，除开摇滚乐现代大众文化土壤本身的话语资源贫瘠，需要新鲜的其它话语资源予以借用和传播的媒体考虑之外，相当程度还是因为北京是中国摇滚乐中心的叙事策略的强势扩张所至。因此，北京本土乐队的根红苗正，一方面就对外省乐队造成了强势话语遮蔽，好像全国的乐队都得使用北京的胡同串子话语，无论你是广州的乐队，或者还是上海乃至西安、成都的乐队，大家都得吊着嗓子拉京腔，做到这些，你就能把外省乐队的卑微之气洗掉少许，做不到，那么，你就不是摇滚圈子中人。这套话语逻辑，其实如我曾对打口小资话语逻辑的解读一样，它的符号功能同样包隐着“血脉与徽章”作为荣誉能指的严重超载。

　　另一方面，因为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国摇滚乐的重要发祥之地，基于这种客观现实，摇滚乐的资讯/话语/意义等综合资源无疑优于其它摇滚外省社区，而北京媒体在向外省媒体分配这些摇滚话语资源时，却在自己的媒体话语场凸现了一道触人眼眸的裂隙。这种裂隙是由媒体话语范式的内爆的分裂来凸现的。按照常识，许多人都知道使用源自北京社区的普通话，既是国家语言规范的文化措施，同时，作为承担语言规范之使命的北京社区的主流媒体，在向外省媒体分配主流话语资源时，它的规范与严谨始终在起话语老大的带头作用；然而，当北京媒体向外省媒体分配非主流的摇滚话语资源时，它却使用了另外的话语系统，即，这套话语系统已经不是规范的北京话（普通话），而是王朔小说生发的北京胡同串子话语，这样，始终处于被动接受话语分配的外省媒体，事实上在推介和评论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进程时，附带的作用功能也是类似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模式。久而久之，习而惯之，所谓的圈子黑话倾向，事实上已把偌大中国的摇滚话语的生态状况闭锁在北京的非主流话语的主流控制之下。甚至，在认可北京社区对20年以来中国摇滚的发展演变做出过贡献的基础上，进而指认北京圈子行话绑架了中国摇滚乐，我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面对北京圈子黑话的绑架，外省乐队就从没有反抗过吗？回答是否定的。这一摇滚荣誉话语构成的矛盾冲突在1998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是年，许多外省乐队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向腐朽的北京摇滚霸权决裂的冲天火气。当然，涉及到这场冲突的相关分析， 除开话语分配的主要原因之外，诸如像媒体时代的摇滚乐的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公，以及外省地下乐队与北京主流摇滚的文化价值冲突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