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濒临灭绝，不等于全军覆没吧？

　　我说的濒临灭绝，听起来可能有些危言耸听。其实，这种看似悲观的说法，主要是针对北京周边的地下摇滚来说的，因为一帮人聚集在那儿，经过媒体的渲染，给人留下的印象只是一种景片式的东西，比如纹身、酗酒、吸毒、乱性、打架等等，本来这些只是个别乐队、个别人的问题，但因媒体和有关书写放大了它的情节与细节，因此，所谓北京的地下乐队留给受众的印象确实很差。当然，你可以说摇滚作为问题音乐，因为它的背景与西方青年亚文化有关，吸毒、颓废、乱性既然杰克•克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和威廉•伯罗斯等老前辈都可以干，为何咱们中国的垮掉后就不可以干？问题的确可以这样提出，也可暂时放弃中国摇滚的社会文化逻辑和经济逻辑不论，但我们要问，在从垮掉的老前辈那儿复制所谓颓废、堕落的生活状态时，那种独立自由的穿透力很强的先锋前卫精神，永远在路上的波西米亚状态，尊敬而可爱的北京地下，能得此真传的究竟又有多少乐队和艺人呢？从提问到提问，虽然我不能给出答案，但是，答案相对所谓北京地下乐队来说，我想，你我心中应该有数。

　　发现一个问题，在你的文字中，你曾提出媒体逻辑对摇滚生态的破坏，显然你是持批评意见的，而看到你在前面和朋友的对话，你却又说，因北京地下摇滚的媒体景片式存在，北京地下缺乏垮掉的一代的独立自由精神，所以，你在批评的媒体的同时，自己又在使用媒体的观点。这是有意为之，还是你的一个疏忽？

　　你看到的，正如你所感受到的那样，要么是有意为之，要么是一个不曾留意的疏忽，这种文体留给你的印象都很正常。但是，我要告诉先生的是，我尊重资料又对资料指涉的事物进行批评，正好决定了我对使用资料的否定与认同和认同与否定的这样一个中立态度，这种看似建立在后现代游戏规则中的文字风格，其实只是一个阅读情境的误会，因为我在依赖资料或者肯定资料的同时，哪怕它是同样的内容，但因观察资料背后的事物的视点出现差异和变化，因此，我的书写处于工作状态之下对中国摇滚的观察也是多视角的。这样做，你可以视为一种解构主义策略之于摇滚乐的分析与观察，但也完全可以看出，在对待中国摇滚的实际生态上，我始终是独立而慎重的。这样做，作为一种方法，我想它应该是一种必要的规范，作为对待事物的态度，它又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