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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以来，中国摇滚的历史走得匆忙急促，而且行动缓慢。说它匆忙急促，是因20多年的时间中，它走完了西方摇滚自50年代发端以来的全部历史，这种“摇滚大跃进”式的运动状态，从中国摇滚对西方摇滚史——重金属、英式摇滚、流行朋克、电子乐和嬉哈说唱的不断复制，不断地速生速灭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行动迟缓，则是通过中西方摇滚的文化经济场的对比，从中不难看出中国摇滚虽然已有20年以来的历史，但却依然步履蹒跚，始终不曾获得属于它自身的应有位置。除开急促而缓慢的音乐文化生态之外，主流舆论甚至还出现了诸如“魂飞魄散”，乃至“解散中国摇滚”的话语诟病。基于这样的文化生态背景，江苏作家王心丽大姐曾告诉我“这本书很难搞”，可谓一语中的。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难搞”，在2005年12月至2006年10月期间，因此才有我的并不轻松的“田野考察”和“案头作业”。
我开始考虑书稿的内容，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我用半个月时间，试着写了题为《中国摇滚20年以来文化生态话语考量》的万言长文，连同初拟的成书大纲发在天涯网的“闲闲书话”和作家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两个国内知名的读书和文艺沙龙论坛。这样做，算是“临阵试手”吧！现在，这篇文章现已分散在本书各个卷本的开篇及卷三的一些事件与个案的缝合之中，它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篇长文，我将20年以来的中国摇滚的文化生态话语主线进行梳理，对日后建立在大量资讯阅读与研究之前提下的案头作业起到了直接的牵引作用。
在业已过去的青年时代，我在空军某部服役期间，曾帮助连队的士兵们组过只有“三大件”的短命乐队，与兵们胡闹着翻唱过的黑豹乐队和崔健的一些早年歌曲，随后，与驻地大漠部落乐队的兄弟有过交往，参与策划过这支火种式的金属乐队在北方塞外的首次公演。因为爱好，我还收集整理了很多摇滚资讯，花三年时间完成了至今未曾得以出版、却并不丢人的先锋文化摇滚长篇小说《纸房子》——但是，对20年以来中国摇滚的直接文化生态把握，我承认，最初，我真的有些底气不足。
令人欣慰的是，这篇文章引起了热烈的反应，许多摇滚青年及一些先锋艺术家将此文做为重要文章在他们的私人博客收藏和引用，天涯网、美术同盟、中国学术、艺术批评等专业媒体还先后在各自网站的头条位置进行了醒目推荐，一些作家、学者和摇滚艺人对我的文章以“摇滚乐的重要文献”之说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尤其是上海作家陈村、美国艺术家老摇、先锋画家老武、舌头乐队主唱吴吞等朋友还与我就本书的编撰方式和内容，或给予了热情关注，或与我进行了商榷探讨；魏风华、待秋、小婉、马戎戎、叶静、暖暖诸位在我近乎苛刻的编撰逻辑下，用他们的一手的几篇现场文章成全了我；而民谣音乐人洪启和摇滚艺术家梁龙、吴虹飞、小河、陆晨等还帮我协调了各种采访与资讯收集关系。因此，在本书的卷后的终章，借对被各种话语诟病推到山坳之上的中国摇滚再次进行絮语式的个人言说之际，对各位的诚挚谢意我理应有所铭记――真诚地感谢各位！要不，我的书稿就失去了力所不及的现场与事件的依托，面对各种机缘和机密之门，最终也不可能获得解决相关问题的钥匙。
朋友们的意见最后综合成──中国摇滚20年以来的文化生态观察的选题不错，需要有激情、有见识的“局外人”对它的自然历史和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当然，期间也有一些所谓的“圈子人士”、 “资深摇友”对此表示不屑和怀疑，他们认为，因为我不是“业内人士”，所以我没权利来做这件事，对中国摇滚本身，有的甚至也要借我写书之际通过我对其进行诋毁和谩骂。但是，这又算什么呢？作为已经告别了愤怒抒情的青春时代，继而步入了人到中年的“读写人”状态——我在感念朋友和同道的支持，相信我的文化学常识与艺术判断对中国摇滚具有的目的和意义的同时，我也并没退缩。
中国摇滚20年以来的历史脉络需要贯通到整个成书过程之中。当然，历史脉络是相对的而非绝对，比如，将有代表性的70多个乐队和厂牌的自然生态史（含半解散和已解散的重要乐队）、几个户外音乐节构成的亚摇滚事件进行综合观察，对乐队和艺人的活动跟踪检索与反复核对，对能够代表20多年以来的最高艺术成就的专辑、唱片、EP和单曲集中时间或不间断地视听，而且我还必须根据相关资料对有关乐队、艺人和厂牌和因个人活动状况已超越乐队和所属厂牌的艺人按时间线索进行编撰，所以，中国摇滚历史背景在这部文化生态观察的书中能够得到保障。作为乐队和艺人的访谈文字，根据其影响大小来决定相应的篇幅，看似是各种单篇文章的汇集，其实因时间与事件以及相应个案在本书的解读，实际上在独立观察的选题立意中，它又是一个散发着浓烈的在野文艺之音乐文化气息的有机整体，因而，在做访谈部分的文章章节与标拟定时，在尊重卷一乐队自然史和照顾卷三观察分析内容的基础上，我又做了局部与整体的彼此呼应，从而使其置入书稿的逻辑框架之内显得上下连接，更加自然酣畅一些。
从历史线索中的乐队自然史，到艺人访谈对摇滚文化生态话语的盘点和探讨，两个步骤完成后，本书已完成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隐形话语构建。那么，根据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在接下来的个案解读中，我就该对“怎么办”进行回答了，可遗憾的是，对此我却做了全盘放弃。放弃这种讨巧的方式是考虑到，面对20多年以来的摇滚文化生态的观察，作为“局外人”我有“独立”二字的坚持和自律，因“怎么办”的“指点江山”式的预言与“摇滚领袖”的行动部署有关，与我之间没有任何牵涉，所以我要另劈蹊径。在我的常识概念中，我只能对诸如“打口唱片”和“港台外资开发中国摇滚”的此类个案予以“怎么样”的解读。而此前，由我个人和众多文艺青年，加之与诸位作家朋友共同完成的生态观察，也是站在现象解读的立场上的客观讨论。
我开始考虑书稿的内容，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我用半个月时间，试着写了题为《中国摇滚20年以来文化生态话语考量》的万言长文，连同初拟的成书大纲发在天涯网的“闲闲书话”和作家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两个国内知名的读书和文艺沙龙论坛。这样做，算是“临阵试手”吧！现在，这篇文章现已分散在本书各个卷本的开篇及卷三的一些事件与个案的缝合之中，它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篇长文，我将20年以来的中国摇滚的文化生态话语主线进行梳理，对日后建立在大量资讯阅读与研究之前提下的案头作业起到了直接的牵引作用。
在业已过去的青年时代，我在空军某部服役期间，曾帮助连队的士兵们组过只有“三大件”的短命乐队，与兵们胡闹着翻唱过的黑豹乐队和崔健的一些早年歌曲，随后，与驻地大漠部落乐队的兄弟有过交往，参与策划过这支火种式的金属乐队在北方塞外的首次公演。因为爱好，我还收集整理了很多摇滚资讯，花三年时间完成了至今未曾得以出版、却并不丢人的先锋文化摇滚长篇小说《纸房子》——但是，对20年以来中国摇滚的直接文化生态把握，我承认，最初，我真的有些底气不足。
令人欣慰的是，这篇文章引起了热烈的反应，许多摇滚青年及一些先锋艺术家将此文做为重要文章在他们的私人博客收藏和引用，天涯网、美术同盟、中国学术、艺术批评等专业媒体还先后在各自网站的头条位置进行了醒目推荐，一些作家、学者和摇滚艺人对我的文章以“摇滚乐的重要文献”之说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尤其是上海作家陈村、美国艺术家老摇、先锋画家老武、舌头乐队主唱吴吞等朋友还与我就本书的编撰方式和内容，或给予了热情关注，或与我进行了商榷探讨；魏风华、待秋、小婉、马戎戎、叶静、暖暖诸位在我近乎苛刻的编撰逻辑下，用他们的一手的几篇现场文章成全了我；而民谣音乐人洪启和摇滚艺术家梁龙、吴虹飞、小河、陆晨等还帮我协调了各种采访与资讯收集关系。因此，在本书的卷后的终章，借对被各种话语诟病推到山坳之上的中国摇滚再次进行絮语式的个人言说之际，对各位的诚挚谢意我理应有所铭记――真诚地感谢各位！要不，我的书稿就失去了力所不及的现场与事件的依托，面对各种机缘和机密之门，最终也不可能获得解决相关问题的钥匙。
朋友们的意见最后综合成──中国摇滚20年以来的文化生态观察的选题不错，需要有激情、有见识的“局外人”对它的自然历史和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当然，期间也有一些所谓的“圈子人士”、 “资深摇友”对此表示不屑和怀疑，他们认为，因为我不是“业内人士”，所以我没权利来做这件事，对中国摇滚本身，有的甚至也要借我写书之际通过我对其进行诋毁和谩骂。但是，这又算什么呢？作为已经告别了愤怒抒情的青春时代，继而步入了人到中年的“读写人”状态——我在感念朋友和同道的支持，相信我的文化学常识与艺术判断对中国摇滚具有的目的和意义的同时，我也并没退缩。
中国摇滚20年以来的历史脉络需要贯通到整个成书过程之中。当然，历史脉络是相对的而非绝对，比如，将有代表性的70多个乐队和厂牌的自然生态史（含半解散和已解散的重要乐队）、几个户外音乐节构成的亚摇滚事件进行综合观察，对乐队和艺人的活动跟踪检索与反复核对，对能够代表20多年以来的最高艺术成就的专辑、唱片、EP和单曲集中时间或不间断地视听，而且我还必须根据相关资料对有关乐队、艺人和厂牌和因个人活动状况已超越乐队和所属厂牌的艺人按时间线索进行编撰，所以，中国摇滚历史背景在这部文化生态观察的书中能够得到保障。作为乐队和艺人的访谈文字，根据其影响大小来决定相应的篇幅，看似是各种单篇文章的汇集，其实因时间与事件以及相应个案在本书的解读，实际上在独立观察的选题立意中，它又是一个散发着浓烈的在野文艺之音乐文化气息的有机整体，因而，在做访谈部分的文章章节与标拟定时，在尊重卷一乐队自然史和照顾卷三观察分析内容的基础上，我又做了局部与整体的彼此呼应，从而使其置入书稿的逻辑框架之内显得上下连接，更加自然酣畅一些。
从历史线索中的乐队自然史，到艺人访谈对摇滚文化生态话语的盘点和探讨，两个步骤完成后，本书已完成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隐形话语构建。那么，根据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在接下来的个案解读中，我就该对“怎么办”进行回答了，可遗憾的是，对此我却做了全盘放弃。放弃这种讨巧的方式是考虑到，面对20多年以来的摇滚文化生态的观察，作为“局外人”我有“独立”二字的坚持和自律，因“怎么办”的“指点江山”式的预言与“摇滚领袖”的行动部署有关，与我之间没有任何牵涉，所以我要另劈蹊径。在我的常识概念中，我只能对诸如“打口唱片”和“港台外资开发中国摇滚”的此类个案予以“怎么样”的解读。而此前，由我个人和众多文艺青年，加之与诸位作家朋友共同完成的生态观察，也是站在现象解读的立场上的客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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