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因为“怎么样”话语概念的被我确认，书写逻辑就只好以解构的建构/建构的解构之方法来完成了。解构的建构/建构的解构作为两个学术名词看似吓人，实际上，它又并不是两个冰冷的彼此互换的书写概念，虽然它与我的方法论中的自我约束有关，与书稿的读者却有益处。有叫秦川的朋友认为，我的观察文章具有“抽丝剥茧，触及中国摇滚文化生态本质”的抬举之誉，王雅清副教授有“最有分量的摇滚评论”之说，我想，这也正是我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与方向。而紧扣成书逻辑的三份属于本书需要直接面对的生态观察，从文体的属性看，它是我对中国摇滚20以来各个方面的综合发言，显然与客观的“中间人立场”相悖，但除开“观察Ⅰ”是我对摇滚在野文艺话语的编撰确立以外，其余的“观察Ⅱ”和“观察Ⅲ”，则分别是我和文艺青年族群和作家朋友通过对话互动的方式予以建立的，因此，作为局外人的作家，我以观察者的独立视角解读中国摇滚20多年历史的构想最终还是得到了有效坚持。

　　2005年12月至2006年10月期间，在乌鲁木齐的“日月星光花园”、北京价格低廉的地下旅店和内蒙古东部草原我的“存命驿站”，我依靠一台手提电脑、一个移动硬盘、一包平时收集的文字资料，一副耳机，一盏台灯，繁忙而充实，顶住各种压力顺利地完成了我对中国摇滚的田野调查和案头作业。有意思的却是，完成书稿我并没获得多少长路抵达终点的快慰，这也许是因虽然戴着枷锁一路自由奔跑的中国摇滚经历了20多年之风雨沧桑，它还依然年轻并在继续奔跑，而我根据出版社审读意见修订书稿收工之际，人已足够地老，况且，今年蒙古高地草原的寒流已经过早地滚滚来袭，暂时没有明确其它读书写作计划之前，我已有些眷顾20年以前我的出发地──四川江油叫着大屋基的那个南方乡村的原因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