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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大亨:投资智慧全书 作者:约翰·特雷恩 2007-07-24 10:02
自称“来自亚拉巴马的穷小子”的罗杰斯出生在迪莫波利斯(Demopolis),家里面的电话号码是5,非常好记。离罗杰斯家最近的大城市是50英里(1英里约为1.6公里)之外、有着19 000人口的塞尔马(Selma)。罗杰斯的父亲是一个古老的亚拉巴马家族的成员,为博登化学公司(Borden Chemical)管理着一家生产木工胶和甲醛的工厂。
罗杰斯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964年毕业。由于一时拿不定主意要从事什么职业,他申请了几家研究生院,并参加了几次校园招聘的面试,其中一位来自多米尼克合伙证券公司(Dominick & Dominick)的面试官是在纽约贫民区长大的,对罗杰斯印象很好,就向罗杰斯发出了邀请,邀请罗杰斯到他们公司来。结果,罗杰斯只好解释说,他已经决定秋天去牛津大学读书,并问他能否只在他们公司工作一个暑假。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最终罗杰斯还是如愿了。当时,罗杰斯对股票或债券都一无所知,但是,他几乎立即爱上了证券投资。
“我对这个行业感兴趣的真正原因不是为了投资,因为那时我还没有钱,而是因为,干这一行,只要你聪明,那么你全部要做的就是运用你的智慧,并关注这个世界。当时,我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常贪婪地阅读以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你不必费心打领带①,也不必加入乡村俱乐部或教师家长会。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并得到相应的报酬。我认为,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兴奋的职业。”那年秋天,他去了牛津。在牛津大学,身材相对矮小的罗杰斯曾以舵手的身份赢得过划船比赛的冠军。(巧合的是约翰•邓普顿也是在南方的小镇长大,并去了耶鲁和牛津。他们是经巴里奥(Balliol)学院院长介绍才认识的。)
罗杰斯说起话来语调温和,近乎羞涩—但是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抓住要点。他总是一成不变地穿着一件运动夹克和不相配的裤子,即使是在纽约冬天严寒的天气里,也不穿外套。到罗杰斯回美国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是国际金融。他梦想成为“苏黎世财神”(Gnome of Zurich)② 一样的人,传说这位瑞士银行家到处都有投资。1965年夏天,他回到多米尼克合伙证券公司,在该公司的场外交易部门工作。接着,罗杰斯服了两年的兵役。在军队中,罗杰斯为其指挥官管理着一个资产组合,并有了一定要赚钱的决心。“我想赚到足够的钱,这样我就不用再为工作担心。”他说。
退役以后,他先是在贝奇工作,接着又在基尔德公司工作了一段。在那里,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你最好理解数字。20世纪60年代,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现在也如此,许多人正在赚钱,但并不知道是怎么赚的。”随后,他去了纽伯格—伯尔曼(Neuberger & Berman)公司。
1970年,在欧洲老牌投资银行阿霍尔德—布雷希洛德合伙公司(Arnhold & S. Bleichroeder)时,罗杰斯遇到了乔治•索罗斯。他们组成了业内最成功的“双子星”投资团队。他们一起工作时,没有一年是亏损的。从1969年12月31日到1980年12月31日,索罗斯基金③ 的收益率为3 365%,而同期标准普尔指数仅上涨了47%。开始时,量子基金只有他们两个人和一个秘书。索罗斯负责交易,罗杰斯负责研究。
量子基金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独立的风格。罗杰斯和索罗斯都没有时间去考虑华尔街的研究报告。“他们都是随大流。这样做不可能获得成功,”罗杰斯说,“这是最快的破产方法。”但是,罗杰斯认为自己并非一个反向投资者①—从1959年起每年都购买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的股票,然后每年都亏损的那些人。投资者可以选择与众不同的投资策略,但前提是你对自己判断的正确性必须有把握。
量子基金最大的成功在于其预测大的和总体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长期的,而非“周期性的”—的能力。罗杰斯在他自己的投资中仍然保持这一原则,他当时解释说:“我们对某个公司下季度的盈利或者1975年铝的发货量并不是太感兴趣,而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主要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因素,在将来某个时候如何改变一个产业或股票板块的命运。如果当前的股票价格和我们所预测的存在很大差异,那反而更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钱可赚。”这就是华尔街所谓的“自上而下”的投资策略。
量子基金建立10年后,尽管公司员工已经达到了13人,但是做研究工作的仍然只有索罗斯和罗杰斯两个人。在此期间,量子基金管理的资金已由开始时的1 200万美元增长到2.5亿美元—这也是促使罗杰斯在1980年离开的原因:他认为大的基金将变得难以管理。他离开时,分得的利润达1 400万美元。
罗杰斯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极度不合群的人、喜欢独来独往的人、厌世者”。他有些放荡不羁,曾骑摩托车纵穿拉丁美洲。他说自己基本上不喜欢与人交往,尽管他很乐意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给学生们讲授证券分析。?用第一次讲课的收入作为会费,取得了哥伦比亚体育馆的终身会员资格。沃伦•巴菲特听过罗杰斯的课,说那是“太动人了……罗杰斯正在做着本•格雷厄姆30年前所做的工作—将真实的投资世界带入教室。”
罗杰斯计划将他的大部分财产捐给牛津和耶鲁作为旅游资助,让其他人有和他一样宽阔的视野。如果学生们同意在接下来的两年里75%的时间待在国外,那么这两年他们每年将获得18 000美元的资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附加约束。罗杰斯还对其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学生说,“学习历史和哲学吧。干什么都比待在商学院好:当服务员,搭便车到远东旅行。”罗杰斯强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对生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罗杰斯曾打算去读MBA。然而,多米尼克合伙证券公司的一个高级合伙人告诉他:“做空一手大豆,那么你在这一次交易中所学到的东西都远比你在商学院待上两年所学到的要多。”罗杰斯没有去读MBA,而且的确很快就学会了如何亏钱。他在1968年开始做投机生意。1970年1月,他预感到股市即将转熊,于是就用自己全部的资金买了一些机具公司的看跌期权。1970年5月26日,他平掉了这些看跌期权。“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他说。仅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这些期权中的许多期权的价值就翻了3倍多。股市反弹了几个月后,罗杰斯又重新做空了那些股票。但是,从此以后,股市持续强劲上涨了两年时间。罗杰斯亏掉了所有的钱。这次亏损的数目并不大,但这是他的全部积蓄。他感到多米尼克合伙公司的那位合伙人是正确的:这是一次非常有用的经历,而且他很庆幸这次经历的代价是5 000美元而不是5 000万美元。
直到那时,罗杰斯确定他开始自己事业的最好方式是管理一个对冲基金,因为对冲基金不仅可以买卖股票,而且还可以做空。从此,他从没有停止过做空,而且收益颇丰。“直到今天,每当听到人们说我是幸运的投资者时,我就很生气。”罗杰斯说,“做空的时候更糟:我告诉他们股市将走熊,他们最好卖掉手中的股票。我告诉他们我自己打算做空。但是,他们回答说摩根担保信托银行(Morgan Guaranty)看好工业发展前景。接着,那些公司开始遇到麻烦,股票价格下跌。随后,人们又将责任归咎于我。他们甚至还将石油价格的下跌归咎于我。我以前不理解《杀死信使》① 的故事,直到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
罗杰斯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964年毕业。由于一时拿不定主意要从事什么职业,他申请了几家研究生院,并参加了几次校园招聘的面试,其中一位来自多米尼克合伙证券公司(Dominick & Dominick)的面试官是在纽约贫民区长大的,对罗杰斯印象很好,就向罗杰斯发出了邀请,邀请罗杰斯到他们公司来。结果,罗杰斯只好解释说,他已经决定秋天去牛津大学读书,并问他能否只在他们公司工作一个暑假。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最终罗杰斯还是如愿了。当时,罗杰斯对股票或债券都一无所知,但是,他几乎立即爱上了证券投资。
“我对这个行业感兴趣的真正原因不是为了投资,因为那时我还没有钱,而是因为,干这一行,只要你聪明,那么你全部要做的就是运用你的智慧,并关注这个世界。当时,我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常贪婪地阅读以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你不必费心打领带①,也不必加入乡村俱乐部或教师家长会。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并得到相应的报酬。我认为,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兴奋的职业。”那年秋天,他去了牛津。在牛津大学,身材相对矮小的罗杰斯曾以舵手的身份赢得过划船比赛的冠军。(巧合的是约翰•邓普顿也是在南方的小镇长大,并去了耶鲁和牛津。他们是经巴里奥(Balliol)学院院长介绍才认识的。)
罗杰斯说起话来语调温和,近乎羞涩—但是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抓住要点。他总是一成不变地穿着一件运动夹克和不相配的裤子,即使是在纽约冬天严寒的天气里,也不穿外套。到罗杰斯回美国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是国际金融。他梦想成为“苏黎世财神”(Gnome of Zurich)② 一样的人,传说这位瑞士银行家到处都有投资。1965年夏天,他回到多米尼克合伙证券公司,在该公司的场外交易部门工作。接着,罗杰斯服了两年的兵役。在军队中,罗杰斯为其指挥官管理着一个资产组合,并有了一定要赚钱的决心。“我想赚到足够的钱,这样我就不用再为工作担心。”他说。
退役以后,他先是在贝奇工作,接着又在基尔德公司工作了一段。在那里,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你最好理解数字。20世纪60年代,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现在也如此,许多人正在赚钱,但并不知道是怎么赚的。”随后,他去了纽伯格—伯尔曼(Neuberger & Berman)公司。
1970年,在欧洲老牌投资银行阿霍尔德—布雷希洛德合伙公司(Arnhold & S. Bleichroeder)时,罗杰斯遇到了乔治•索罗斯。他们组成了业内最成功的“双子星”投资团队。他们一起工作时,没有一年是亏损的。从1969年12月31日到1980年12月31日,索罗斯基金③ 的收益率为3 365%,而同期标准普尔指数仅上涨了47%。开始时,量子基金只有他们两个人和一个秘书。索罗斯负责交易,罗杰斯负责研究。
量子基金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独立的风格。罗杰斯和索罗斯都没有时间去考虑华尔街的研究报告。“他们都是随大流。这样做不可能获得成功,”罗杰斯说,“这是最快的破产方法。”但是,罗杰斯认为自己并非一个反向投资者①—从1959年起每年都购买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的股票,然后每年都亏损的那些人。投资者可以选择与众不同的投资策略,但前提是你对自己判断的正确性必须有把握。
量子基金最大的成功在于其预测大的和总体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长期的,而非“周期性的”—的能力。罗杰斯在他自己的投资中仍然保持这一原则,他当时解释说:“我们对某个公司下季度的盈利或者1975年铝的发货量并不是太感兴趣,而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主要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因素,在将来某个时候如何改变一个产业或股票板块的命运。如果当前的股票价格和我们所预测的存在很大差异,那反而更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钱可赚。”这就是华尔街所谓的“自上而下”的投资策略。
量子基金建立10年后,尽管公司员工已经达到了13人,但是做研究工作的仍然只有索罗斯和罗杰斯两个人。在此期间,量子基金管理的资金已由开始时的1 200万美元增长到2.5亿美元—这也是促使罗杰斯在1980年离开的原因:他认为大的基金将变得难以管理。他离开时,分得的利润达1 400万美元。
罗杰斯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极度不合群的人、喜欢独来独往的人、厌世者”。他有些放荡不羁,曾骑摩托车纵穿拉丁美洲。他说自己基本上不喜欢与人交往,尽管他很乐意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给学生们讲授证券分析。?用第一次讲课的收入作为会费,取得了哥伦比亚体育馆的终身会员资格。沃伦•巴菲特听过罗杰斯的课,说那是“太动人了……罗杰斯正在做着本•格雷厄姆30年前所做的工作—将真实的投资世界带入教室。”
罗杰斯计划将他的大部分财产捐给牛津和耶鲁作为旅游资助,让其他人有和他一样宽阔的视野。如果学生们同意在接下来的两年里75%的时间待在国外,那么这两年他们每年将获得18 000美元的资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附加约束。罗杰斯还对其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学生说,“学习历史和哲学吧。干什么都比待在商学院好:当服务员,搭便车到远东旅行。”罗杰斯强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对生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罗杰斯曾打算去读MBA。然而,多米尼克合伙证券公司的一个高级合伙人告诉他:“做空一手大豆,那么你在这一次交易中所学到的东西都远比你在商学院待上两年所学到的要多。”罗杰斯没有去读MBA,而且的确很快就学会了如何亏钱。他在1968年开始做投机生意。1970年1月,他预感到股市即将转熊,于是就用自己全部的资金买了一些机具公司的看跌期权。1970年5月26日,他平掉了这些看跌期权。“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他说。仅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这些期权中的许多期权的价值就翻了3倍多。股市反弹了几个月后,罗杰斯又重新做空了那些股票。但是,从此以后,股市持续强劲上涨了两年时间。罗杰斯亏掉了所有的钱。这次亏损的数目并不大,但这是他的全部积蓄。他感到多米尼克合伙公司的那位合伙人是正确的:这是一次非常有用的经历,而且他很庆幸这次经历的代价是5 000美元而不是5 000万美元。
直到那时,罗杰斯确定他开始自己事业的最好方式是管理一个对冲基金,因为对冲基金不仅可以买卖股票,而且还可以做空。从此,他从没有停止过做空,而且收益颇丰。“直到今天,每当听到人们说我是幸运的投资者时,我就很生气。”罗杰斯说,“做空的时候更糟:我告诉他们股市将走熊,他们最好卖掉手中的股票。我告诉他们我自己打算做空。但是,他们回答说摩根担保信托银行(Morgan Guaranty)看好工业发展前景。接着,那些公司开始遇到麻烦,股票价格下跌。随后,人们又将责任归咎于我。他们甚至还将石油价格的下跌归咎于我。我以前不理解《杀死信使》① 的故事,直到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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