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斯坦哈特所管理的资金20年来收益率之高，在整个投资史上也是凤毛麟角的。如果你在1967年7月斯坦哈特管理的对冲基金—斯坦哈特合伙公司（Steinhardt Partners）成立伊始就投入10 000美元，那么20年后你就可以拥有100万美元。要是以年复利率计算，在扣除他的佣金后，投资的年复利回报率高达27%。他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答案之一是斯坦哈特每年付给华尔街经纪人的交易佣金就高达3 500万美元。这么多钱可以买到大量华尔街的研究报告：长达100页的公司分析、经济前景展望、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分析。事实上，斯坦哈特本人就曾经做过此类工作—他曾经是《金融世界》（Financial World）的记者，并做过洛布—罗兹合伙公司（Loeb Rhoades）的分析师。

　　不过，斯坦哈特所感兴趣的不是华尔街的深度研究报告。在大多数投资者的桌子上，你都能看到成堆的公司年报和来自经纪人公司的分析报告。但是，如果你走进斯坦哈特的办公室，你会发现这里几乎看不到一张纸片。那么，斯坦哈特每年花这么多钱都买什么了？答案是斯坦哈特花那么多钱不是为了得到一些“预言”—当年他自己在“出货”时也曾故意制造过类似的“预言”；他花这笔钱是希望使每笔巨额交易都对别的投资者保持一点点优势。

　　另一方面，单单这些收益数字还不能完全解释斯坦哈特的巨大成功。斯坦哈特主要是靠押注“方向性运动”获得投资回报的。正如他所说，“我们进入债券市场是因为我们预计利率会朝着某个方向运动—我首先看的是市场大势，然后按照我对市场的总体观点选择股票组成投资组合。这与那种不顾市场大势，一开始就致力于寻找潜力股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斯坦哈特可以被称做策略型交易者。首先，他形成一种大的和总体的概念—普通投资者在读报的时候也都会形成这种概念：日元将对美元升值、通货膨胀将恶化、石油股反弹的时机已经到了。有了一个总的概念性框架，斯坦哈特着手寻找个股。由于付了那些佣金，他会不断接到华尔街打过来的电话，向他提供一些可能有利可图的交易的消息。“我们将调低对通用电气下个季度的盈利预期！”“花旗将调高巴西的信用等级！”华尔街的一些公司影响力非常大，他们的看法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市场走势。当这些公司的主要分析师有新的想法时，斯坦哈特希望自己能接到“第一个电话”（first call）①。这倒不是因为这些分析师的观点一定对，但是只要那些在斯坦哈特之后接到这些分析师电话的人认为是对的就足够了。因此，如果明天报纸上说某位大师相信德州仪器公司前景将转好，而你发现这只股票已经在涨了，不必感到奇怪：斯坦哈特（或另一些斯坦哈特们）或许早已得到了消息。

　　从经纪人角度看，同斯坦哈特打交道的一个好处是，如果他信任你，他会立即下单，而不会将这个消息带到委员会讨论或搁置起来慢慢考虑。从一个紧急电话中，你能得到一个10万股的买单。你一定会对此10万倍的重视！如果这位经纪人还有可能将自己急于出手的股票的一大部分头寸转让给斯坦哈特……当然，前提是斯坦哈特对这只股票感兴趣，而且价格上要做些让步。作为回报，如果斯登哈德得到消息某一股票可能下跌时，他可能会帮某位经纪人一把，让其得以在消息传开前脱身。

　　对于斯坦哈特这样一个短线投机者来说，当下正在发生或近期将要发生的事情才是现实。长期内发生的事情，那些着眼于长期的华尔街研究报告，都是将来的事—虚幻世界。作为一个交易者，斯坦哈特觉得，一次又一次地赚取一些小的收益—10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比持有股票等着遥不可及的事情发生（在斯坦哈特看来，这种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要强得多。例如，1983年，他以117美元的价格买了80万股IBM的股票。这只股票缓慢上涨，涨了15点。大多数股民会在报纸上注意到这种涨势，但又不甘于就此平仓，于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接着，这只股票又跌回到了120美元，吞掉了大部分涨幅。噢，太可惜了！而不同的是，斯坦哈特是用借来的1亿美元以每股117美元买入，在接近132美元的价位卖出，净赚了1 000多万美元！然后，在股价达到顶点时，他又卖空了25万股，并在股价跌到120美元时平了仓，又赚了几百万美元。

　　“我的交易量非常大，”斯坦哈特说，股市行情好时他几乎每隔一个月或两个月就将其投资组合中的股票换一遍，“有些交易不一定是单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创造新的交易机会。交易是一种催化剂。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可以持有一只股票达几年时间的投资者！他们可以为了很久才有可能发生的事而一直这样等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成功的投资者比我更少碰到过单笔交易回报率为两倍或三倍的机会。我总是见好就收，不过，我的大部分利润都是在持有了一年以上的投资品种中赚到的。”这也是斯坦哈特“方向性”下注的时间长度，比他所做的那些大量交易的期限要长。 但是，斯坦哈特的成功更多地归功于短期股票交易。他还对整个市场的短期走势进行投机。他可能借钱做多，也可能持有净的空头头寸。“我有五六个证券分析师，三四个交易员，和一个负责寻找有可能出现重要变化的行业的经济学家。我希望这位经济学家能找出多数人一致的观点和其他观点之间的不同之处。”

　　由于斯坦哈特尽量避免长线投资，因此有人认为他是一位保守的基金经理。时任共同基金（Common Fund）公司总裁兼捐赠咨询公司（Endowment Advisers Inc）总裁的乔治•基尼（George Keane）说，尽管斯坦哈特管理的账户年周转率① 非常高—介于500%和1 000%之间，但是，“我们都把斯坦哈特看成一位不热衷冒险的基金经理。他一直在做短线交易。”

　　斯坦哈特管理着三只基金。一只基金针对的客户主要是国内纳税投资者，该基金大量利用杠杆—借钱；另一只基金则很少使用杠杆利率，其客户是国内免税机构；第三只基金专门为外国人服务。这三只基金持有同样的资产组合，其差别是所服务的投资者类型不一样。按照有关规定，每只基金最多只能有99位参与者；如果参与者数量超过限制，斯坦哈特就不得不将基金注册成投资公司②。几年来，斯坦哈特都将基金参与者的数量保持在这个限度内。每年基金合伙人变动一次。根据退出者的数量，斯坦哈特会补充一到两位合伙人，但是每次都会有一串长长的等待名单。

　　斯坦哈特管理的最早的对冲基金—斯坦哈特合伙公司，在他有把握时也会充分利用杠杆。这里有一些例子。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过的1983年快速出击IBM的股票。另一次是在1981年，斯坦哈特确信中期国债将有大的涨势。斯坦哈特的经济学家兼合伙人、曾任联邦储备银行官员的乔治•亨利认为美联储将下调利率；当时联邦基金利率高达14%。于是，斯坦哈特用基金掌握的5 000万美元现金以及借来的2亿多美元购买了价值2.5亿美元的五年期美国国债。然后，他焦急地等待着利率的下调。（当时，该基金账面上出现了1 000万美元的亏损。）那时他失去了一些客户，但最终他赌赢了：2.5亿美元—其中基金只投资了5 000万美元的权益金—的债券投资赚了4 000万美元。斯坦哈特合伙公司在1981财政年度收益率为10%，而同期标准普尔指数500指数下跌了3.4个百分点。次年，斯坦哈特对中期政府债券的杠杆投资将斯坦哈特合伙公司的收益率拉升到了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