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卡雷特无疑是经历最丰富的投资家：他20世纪20年代初就进入了投资领域，已经在金融市场上打拼了67年。尽管已经年届91岁高龄，他仍然每天早晨很早就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和两个儿子、一个孙女以及几位雇员一起管理着超过2.25亿美元的私人投资（1988年才从家族之外聘请了一位CEO）。这位百岁老人看上去依然精力充沛，宝刀未老。他的脸敦实而慈祥，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经常轻声地笑，身上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亲和力。

　　卡雷特的办公室位于纽约42街一座古老的艺术装饰风格的大楼里面，正对着中央车站的南出口。他的办公桌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个标牌写着“天才的桌面都是零乱的”。“看看这个！”他笑着对我说，“我妻子送给我的。”所有投资经理（有别于投资管理者）的桌子上都堆满了资料，他们总是希望在下一批资料滚滚袭来之前，最大限度地从这些资料中榨取有用的信息。

　　75年的哈佛大学橄榄球比赛

　　办公室墙壁上还挂着一个更大的标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除掉所有的律师……”虽然卡雷特本人就是波士顿某房地产律师的儿子。“我的第一个进哈佛的先祖是德高望重的丹尼尔•古金，他是1669年进的哈佛。”他不无得意地说。我对他说我的父亲和祖父也是律师，他们都出生于波士顿，而我的曾祖父—一位牧师—1805年加入了律师的行列。卡雷特显然认为这很正常。

　　“今年哈佛—耶鲁的橄榄球比赛你看了吗？”他问道，微带新英格兰地区口音。我说没有看。“非常精彩的比赛：14∶10。我就坐在30码线的位子上……太激动人心了。我敢打赌，我是耶鲁大学体育馆内唯一一个当其于1913年首次投入使用时就在这里观看哈佛—耶鲁橄榄球比赛的人。那是另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哈佛大学36∶0大获全胜。”

　　55年的复合收益

　　卡雷特1928年5月成立了先锋基金。当时大约有25位股东：都是他的家人和朋友。他管理这个基金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直至退休。在那55年的时间中，先锋基金的年复合收益率① 为13%（如果从大萧条的低谷算起则为15%）。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在基金成立时就投入10 000美元，并且将每年收到的投资收益重新投入到基金中，那么到卡雷特退休时他就能得到超过800万美元（当然，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笔投资将承受50%的损失）。今天，13%的回报率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但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这种回报率还是相当可观的。无论如何，长期保持一个即便很低的复合利率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现在先锋管理公司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而且卡雷特只持有该公司很小一部分股份。最初，先锋基金是由他独立运营的；后来，他兼并了这家管理公司并将该公司大部分股份出售给了位于波士顿的黑尔—多尔合伙公司（Hale & Dorr）任职的杰克•科根（Jack Cogan）。在那时，先锋基金成立了一个投资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担任先锋基金研究主管的科根以及卡雷特本人。另两人在波士顿，因此每天早上卡雷特打电话和他们商量他当天的计划。“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先锋基金就是这样运营的。”卡雷特说。卡雷特的一位朋友说他“没有一点架

　　子”—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做作或浮夸之举。先锋基金公司的董事会会议气氛亲切而随意。

　　先锋基金董事会中曾同时有三位八旬老叟：卡雷特本人，杰罗姆•普雷斯顿（Jerome Preston）和菲尔•库利（Phil Cooley）。有时股东们怀疑这三位耄耋老人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卡雷特始终对打消这种怀疑信心十足：他坚信年龄可以带来智慧。

　　麻烦就要来了

　　“因此你认为我们将陷入经济萧条？”我问卡雷特。

　　“是的，恐怕如此。我有位合伙人，他住在宾夕法尼亚的伯利恒。有天晚上他参加了一个鸡尾酒会。他向酒会上的每个人大谈自己对股市和经济前景的看法。有个家伙自鸣得意：‘我手里根本没有股票，所以股市下跌对我毫无影响。’我的合伙人问他，‘但你的工作呢？’伯利恒有许多公司都处于周期性行业之中……贝斯钢铁公司（Beth Steel）、麦克卡车公司（Mack Truck）等等。这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吃了一惊。他无法想象失去工作后该怎么办，而这在萧条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在他身上。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这种悲观的感觉。目前的情况和1929年太像了，因此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卡雷特一向非常乐观。当朋友们得知他预测20世纪90年代初将发生一次大衰退时，都感到十分震惊。

　　那么他认为什么货币是储备保值的最好选择呢？短期德国债券怎么样？“我认为可以。但是，我宁愿在美国投资。我是个旅行家：我在一百多个国家待过，并且周游世界11次，但是每当我回到家里，我都在想，又回到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多么美好啊。日本人可能比我们精明，但是我仍愿意待在这里。”

　　大萧条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

　　“没人能精确地预测到大萧条何时会来，”卡雷特说，“当我在布莱思（Blyth）合伙公司工作时—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博士过来吃午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首先提出‘商业周期’的概念。两个合伙人询问他对经济前景的看法。米切尔博士当时可能被这种免费咨询搞得有点恼火—如果收到一笔咨询费他可能会乐意效劳，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回答说他一直在写一本书，所以没有时间考虑总的经济形势。那时正好是1929年大崩溃的前一个月！”

　　我提到，哈佛大学经济学会曾在1929年宣布，1920~1921年那样的萧条不可能再次发生。卡雷特说：“哈佛大学本来就不应该成立什么经济学会。它真给哈佛大学丢脸。1929年，感恩节刚过，该学会在波士顿举行了一次会议。我的一位朋友与克利夫兰信托公司（Cleveland Trust）的伦纳德•艾尔斯（Leonard P.Ayres）上校和吉米•休斯（Jimmy Hughes）一起喝咖啡。艾尔斯上校是国内一流的经济学家，而吉米•休斯则是股票市场专家。三个人一直认为大萧条只不过是‘撇去股市的泡沫’，不会影响到他们或任何人的生活方式。该学会还有一些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消息也非常灵通，却一样都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①“因此直觉是最好的向导？”我问道。“直觉—下意识—要比统计数字可靠得多。人们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他补充道，神色略显忧郁。

　　“我们再谈谈出现衰退的必然性……”我接着说。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大萧条，我们该如何挤出经济中的债务。债务太多了。想想一个欠了债的人：他不能继续借债，又要不断还债。当听说一位朋友—一个摩门教徒—由于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而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时，我大吃了一惊。没人会料到一个摩门教徒会拥有保证金账户。我还认识一个陷入财务困境的人，他是我一直在关注的一家公司的大股东。他的股票从60美元跌到24美元。由于保证金账户，他的资产从几百万美元变成了零，并欠政府30万美元的税。

　　“在商业上，有负债是合理的。但是保证金账户里的负债—股票市场上的债务—就太危险了，因为它来得太容易了。你只要抓起电话就可以在股票市场中负债。而商人则不得不去见银行家并向他解释一切：他有什么资产，现金流来自何处，公司效益如何，他打算如何利用这些贷款，他想要这些贷款如何产生足以归还贷款的现金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