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动员全党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十人小组成立的第二天，周恩来就邀请中国科学院、建筑工程设计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中国戏剧学院的有关人员座谈，了解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知识分子的现状。又请了各门学科的第一流科学家谈话，核实情况。 周恩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全面调查建国6年来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收集整理出材料。同时要求中央各办、各部、各委、各直属机构指定专人研究这个问题。11月25日，周恩来召集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动员民盟、民革、九三学社、民进、民建等各民主党派搜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 11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并审定了一份《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其中包括政治和业务状况的估计、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等12个方面的问题。 对于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的发展需求来说，中共领导人关注的似乎主要是10万高级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195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发出的《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明确指出，"此次调查统计仅仅限于高级知识分子。"

　　 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和过问，知识分子问题自然引起各地和中央各部门的重视，在全党上下形成了检讨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的氛围。12月1日，张闻天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作报告，专门谈了"大知识分子问题"。他提出，"我们对大知识分子是否信任？……我看对到过美国、英国的就不够信任，肃反运动一来对他们就更加警惕。"他还说，大知识分子人数很少，十分可贵，如使用不当就是浪费。一些人就是入不了党，看戏的时候他们坐后面，首长坐前面，对他们尊重不够。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不要对有技术的人总是看不顺眼，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能强求一致。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对资改造座谈会期间，也专门讨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李维汉指出，知识分子属于脑力劳动者，以自己劳动收入为生活来源，同资产阶级有根本的区别。应当同志式地帮助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专长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需要经过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强制的办法。在学术思想批判中，要鼓励自由辩论，允许批评反批评，允许保留个人的意见，不要急于作结论。李维汉还强调，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对立的思想体系，但是不能把具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专家学者作为"思想敌人"对待。 这些都表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重点开始从"改造"转为"使用和培养"。

　　 12月16日，中央十人小组拟就《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并下发征求意见。《指示（草案）》明确写道："目前，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较之全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他们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 草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培养，至于思想改造，则相应放宽了政策：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在此处加了一段话："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 由此看出，毛泽东此时对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表现出了足够的自信和耐心。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中央十人小组一鼓作气起草了"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问题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工作规划(1956-1967)的初步意见"、"关于解决在党外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关于高等学校未开课教师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关于城市失业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等11个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与此同时，周恩来将在大会所作的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也准备好了。1956年1月中旬，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准备提交大会的还有一些地方和部门上报中央的调查报告。

　　 根据中央的指示，各省市都成立了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小组，于1955年底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向中央提交了调查研究报告。虽然目前研究者还很难看到这些报告，但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从1955年12月底到1956年1月，陆续刊登了新华社驻各地分社发出的电讯，充分反映了山西、江苏、湖南、广西、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哈尔滨等地区和城市知识分子状况和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情况。 1956年1月21日第10期刊登了"各地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问题"的综合报道。笔者还在上海市、吉林省档案馆看到一些调查报告和总结发言。这些报道或报告都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后写出来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没有超出中央的口径，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向"，也基本上限于"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六个方面。尽管如此，仍然为研究者了解当时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

　　 各地检查知识分子工作都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判断，即认为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1955年12月25日在省委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全省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和解放以前不同，和解放后的初期，都有所不同"。全省1699名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分子大体上要占40%左右，中间分子大约占35%左右，落后分子大约占20%左右。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反动分子一般不超出5%到10%。 来自重庆市的报告说，重庆246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占绝大多数"。重庆大学讲师以上人员114人，其中进步分子54人，占47.4%；中间分子43人，占37.7%；落后分子12人，占10.5%；坏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仅占4.4%。 云南省的估计比较悲观,认为全省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的仅占20-30%；中间的占30-40%；落后的仍占20-30%；反革命分子约占5%。 江苏省的估计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约占50%，中间的约占35%，落后的（包括少数反革命分子在内）约占15%。 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和可靠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政治排队的做法本身，就说明中共在整体上还是把高级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的。不过，有一点与以往不同：各地的分析都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与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进步，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增多，落后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大为减少。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各级党委的关注点，从警惕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转向检查自己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向"。

　　 各地反映出来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上的信任问题，即所谓"估计不足、信任不够"。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出，尽管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或主动或被动地表示了对新制度的顺从，仍然难以取得中共各级党组织的信任。普遍的反映是，干部对知识分子建国以来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估计不足"。一些人以"江山好改，本性难移"的思想一成不变地看待知识分子。 上海的材料反映，对知识分子中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常常不加分析地与反革命问题混淆在一起，对"落后表现与反革命表现常常区别不清"，"运动中打击面过宽"，"可以不伤感情的人也伤了感情"。"三反"时，华东纺织管理局的技术人员"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被不同程度斗争过"。 不仅对高级知识分子不信任，对中、小知识分子包括农村中小学教师也同样如此，甚至更为严重。如1955年12月江苏省第三次农村宣传工作会议上反映，"一般干部都认为知识分子是地主、富裕和资产阶级出身，历史复杂，不可信任"。"邳县有200多小学教师无选举权"。有些地方谈到知识分子时"先问成份"，如是地主、富农成份，则"罪加一等"。

　　 这种普遍而又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除了受中共对知识分子总体估计的影响外，也来自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感情上的隔膜。在那些干部中，对知识分子普遍存在双重心理：一是轻视，二是害怕。江苏的材料反映，有些人一方面把曾在英、美等国家留过学的老教授、研究员、工程师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样子，官僚主义的架子"，工程师是"签签到，批批号，到期拿钞票"的人；一方面又"认为知识分子难领导、难相处"，"不敢对知识分子做报告，不敢和高级知识分子接触"。南通县宣传部长说："到中学去有顾虑，感到没话讲。" 陕西流传的一个说法十分典型：许多党员负责人认为，高级知识分子"看起来不顺眼，用起来不顺手"。

　　 中共干部的不信任，使知识分子，包括积极靠近党的知识分子，都感到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华东纺织管理局一级机电总工程师陆芙塘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我们和领导之间，总有一条鸿沟，虽宽窄不一，但都是有的，有些同志很想靠近党，（但）好像党有些不愿伸手的样子。"纺织一厂一个技术人员说的更直接一些："我们和领导同志之间是面和心不和，见面都很客气，但从来没有深谈过。"华东纺织管理局的调查报告认为，"这些话相当普遍地反映了目前我们党的领导者和技术人员之间的一般关系"。 重庆市反映，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认为"领导上把自己当外人看"，"组织上不信任"，因而"作客思想"甚为普遍，"好像只是帮党的忙似的"。 广西民盟副主委石兆棠说："在新时代里，知识分子像一个新嫁娘，又喜欢，又害怕，想骄傲，又自卑。翁姑、小姑那么多，找缺点的人毕竟多，给予同情关怀的人毕竟少，这样三天下厨打烂碗的机会也毕竟多一些了。"

　　 各地反映的另一个情况是，在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问题上，中共各级组织普遍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北京市高级知识分子最多，有15000人以上，其中许多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工程师、医师、作家、艺术家，仅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就有153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有40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在全国是最多的。但即使如此，同样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倾向，不少人虽"再三申请入党，也没有被接受"。如北京大学，只发展了极少数的教授入党，且以种种原因使他们四、五年不能转正。 其他省、市更是如此。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曾有16位教授写了入党申请书，不少老教授表示"以余年献给党"，却始终没有得到党组织的青睐，不少单位没有发展一个党员。全市8所大专学校的259名教授中，只发展了一个党员。 南京市9个高等学校没有吸收一名教授入党。 湖南也是全省没有吸收一名教授， 河南省也只发展了一名教授。 江苏有些县委组织部甚至在布置工作时公然宣布"在教师中不建党"。 这种关门主义使许多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很受挫折，难怪哈尔滨市有高级知识分子说，"捧着猪头进不了庙"。

　　 二是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即所谓"安排不妥、使用不当"。政治上的不信任，自然影响到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专业知识和技术专长得不到发挥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更不可思议的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失业现象。据薄一波讲，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写出了许多有关的专题报告。如一位擅长水墨花鸟画教学的著名画家、教授，所在美术学院却不让他开课，而派他到图书馆去写书签，到陶瓷科去画瓷碗，后来干脆由工会安派他去给教职员工买戏票。上海第一重工业局业务处有23名工程师，其中16人被安排做行政工作。一位在学术上有建树的甾体化学家，却被分配做应用化学方面的工作，使他有"硬逼木匠去种田"之感。有些科学家、教授的社会活动过多，如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当时很少有时间从事科研工作，内心十分苦闷；协和医学院妇产科教授林巧稚在校外兼职多达13项，严重影响她的医疗、教学和研究工作。据北京、天津、广州等128个城市统计，失业的高级知识分子竟有3005人。 这种现象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也有大量反映，失业或用非所学的情况如：广东大埔县有一个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得不到工作安置；佛山市重修"祖庙"时，本来应负责雕塑墙画的雕塑家布柏生，却在建筑工会里当一名杂工；海丰县有9个大学生当了售货员；佛山市共有24名大学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其中有14人失业。海南地区有的部门分配大学生做记账、收发或挂号工作。 马祖铭曾在北京大学做过中文教授，江苏徐州地委却分配他在工农干部学校教初小的语文，结果学员们在上课时听不懂，就批评他："大学教授连初小都教不好"。苏州市把做过大学教授的沈维钧，分配在园林管理处做办事员。 兼职或社会活动过多的情况如：江南水泥厂的工程师张阳谷，一个星期参加了29个大小会议；南京大学校长潘菽，身兼11职，经常在外面跑；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身兼16职，一个学期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校工作；南京农学院院长金善宝，过去身兼18职，现在兼13职，别人都说他是"会议校长"。 而西北医学院院长侯宗濂，兼职竟达24个，一年有七、八个月在外面开会。 有的老教授因为科学研究时间太少，心情十分苦闷。天津棉纺二厂的技术干部的技术工作时间仅占20-30%，有时一个人一天开五六个会，有的车间主任四天不下车间，光开会。 如此等等。

　　 这种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甚至失业的状况，是对奇缺的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还有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隐形浪费现象，就是许多知识分子虽在其位，却不能谋其事。武汉市反映，"在工厂内部，有的工程师可以参加画圈，但不能下现场。在学校中有的可以在课堂上教课，但不能到工厂实习，使一批人惶惑不安。大学里系主任不如系秘书（党团员）有权。" 哈尔滨市反映，"在学校中，有些非党系主任的意见，党员干部说'没接到党的通知'就不执行"。有的工厂"高等技术人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往往不研究，不采纳，一律认为是不愿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山西省的材料说，太原矿山机器厂科研人员的成果得不到尊重，"有的对技术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进行表决"。

　　 三是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涉及这个问题的材料不太多，反映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省市认为在这方面问题不大，如重庆市反映，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对生活待遇没有大的意见，他们认为，"国家的钱的确用到建设上去了，一般党、政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生活也是艰苦朴素的，今天的生活比起解放前十来年，已经算不错了。"天津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也认为，生活待遇"比抗日战争前是降低了，但比供给制干部就没话可说了"。但这很有可能是不真实或不全面的反映，因为在同?篇报道中还谈到：家庭人口多生活有困难的，"虽有意见，但不敢公开讲"。 有些省市则反映出强烈的不满情绪，所提意见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没有正常的晋级制度，一是待遇差别不合理。江苏省有些人对6年来不晋级"很不高兴"。 太原钢铁厂32个工程师中只有两人升了级，20多个一级技术员没有一人升级。 安徽、河南等省都反映，缺乏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标准和妥善的晋级制度，很多人长期得不到晋级。 此外，武汉的工程师、教授普遍反映,工资待遇地区差别和工程之间差别很大，东北、上海同一级别的工程师、教授的待遇比武汉高。 相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小知识分子，特别是小学教师的生活要清苦得多。江苏江都县湾头区58个小学教师，只有一个中心小学的校长拿月薪36.3元（比国家机关24级干部待遇还低），其余有3人拿32元（相当于25级干部待遇）；22人拿26元（相当于26级勤杂人员待遇）；还有21人只拿20元左右。所得薪金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甚至靠借贷度日。他们自嘲："光荣愉快伟大的嘴，悲观失望痉挛的心。"

　　 仔细翻阅和对比这些材料不难发现，尽管遵照中央的指示，各地都在刻意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问题，但都回避了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造成的伤痛，以及知识分子最为珍重的学术思想自由的问题。就目前笔者所见，只有江苏省的两份材料谨慎地提到了知识分子在以往政治运动中承受打击及其后果的问题。如有些单位在肃反运动中，打击面太宽，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有的人怕"祸从口出"，不敢讲话，不敢与人往来；苏北师范专科学校在肃反中对教师采取"普遍地大胆怀疑的态度"，结果是"不讲不斗，愈讲愈斗"，打击面扩大到14.8%。 "很多县初步排队，中、小学教师中有问题的达百分之四、五、六十，凡是过去自觉交代的材料都当做罪行，认为中央提出的百分之五左右根本不可能。" 其他省市的材料则一概回避了这个问题，有的报道甚至以赞同的口气谈到，在肃反运动中，"高级知识分子中的重点对象平均在百分之十以上"。 对于批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造成的知识分子群体性的压抑和恐惧状况，在1955年底中共各级组织所作的知识分子问题调查中，没有得到正确的反映。究其原因，中共干部的认识局限是一个问题，更主要的恐怕是被调查者不敢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在中共干部的理念中，承认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取得了极大进步，正是以完全肯定以往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改造运动为前提的，而把这种进步看作是这些运动的积极成果。况且，即便是经历了如此深刻的改造，按照各地党委的估算，在知识分子中仍然有20%左右的落后分子，5%左右的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有的地区（如云南）的估计，这两种知识分子竟达到25-35%！ 如果按照一般的比例来计算，那么在全国10万名高级知识分子中，就有2万个落后分子，5000个敌对分子。这个结果是否符合实际状况暂且不论，就凭这种思维模式，是否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知识分子政策、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值得怀疑。

　　 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尽管意 识到知识分子工作存在严重问题，但中共并没有放松对"反动"知识分子的警惕。就在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夕，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仍然对尤金大谈阶级斗争问题："自然，必须战胜阶级敌人的反抗行动。整个1955年和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将镇压大约200万名敌对分子。" 显然，虽然需要重用知识分子，但中共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12月底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知识分子工作干部会议的情况很说明问题。省委书记处书记富振声在谈到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时指出，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是不是就认为高级知识分子中在政治立场、思想观点上都没有问题了呢？就可以忽视对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呢？不是的"。因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草案中的说法，"必须看到，不但中间分子，就是进步分子，在思想上一般地也还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还必须对他们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和必要的思想上的斗争，以便继续帮助他们改造自己，逐步地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所以，省委强调，"我们要反对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右倾保守主义，但也不能否认过去'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所起的重大作用；过去的成绩是主要的，不能因为过去工作中有某些缺点，就否定一切。……肃反中，许多单位检查，斗争面过宽，重点对象大大超过了中央指示的百分之五左右的控制数字。各单位应立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进行覆查，重新排队，端正政策；但同时在具体单位，又要根据中央指示草案中规定的界限，实事求是地加以区分，不要使反革命分子漏网。工矿企业的专案小组，按中央规定，应吸收党员工程师参加，不应吸收非党知识分子参加。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工厂矿山、基建单位必须按中央指示，认真领导肃反斗争，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

　　 这种态度和立场，预定了即将开始调整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限度，同时也决定了已经进行的知识分子问题调查的内容。总之，以往对知识分子的打击以及由此给?们造成的痛苦，是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本身都不愿或不敢启口的。至于知识分子追求的学术思想上的自由问题，更是人们绝口不谈的--大概高级知识分子不敢有此奢望，估计中共干部也不会给予理解。无论如何，这次大规模调查反映了不少情况，但与知识分子的真实思想状况还是有相当距离的。没有真实的和客观的信息为依据，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