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调整：从使用出发的功利主义色彩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79人，包括57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委、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国家机关各部门、全国性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主题报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作了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1月16日至20日，会议展开讨论，主要是大会发言，发言者前后达61人之多（另有29人印发了发言稿）。周恩来的报告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和11个专题报告也是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大会最后一天，陆定一、陈伯达、李富春、彭真、陈云先后在会上发言，毛泽东到会作重要讲话，最后由周恩来作结论。 召开如此规模、如此规格的大会，建国以后是不多见的。杨尚昆日记记载："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央连续开了几个大会，以这次大会的人最多、方面最广"。 足见中共动员之广泛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心之坚定。

　　 中共中央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周恩来作的报告中。这个报告是由周恩来主持、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周恩来自己先草拟了一份《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后约胡乔木谈报告起草问题。1月上旬胡写出报告初稿后，周恩来召集十人领导小组会议进行了三天的讨论修改。最后，周恩来又亲自修改并增写了一些内容。 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毛泽东是否看过这个报告稿，或者有什么具体意见。毛当时关注的是他主持起草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8日和9日，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两封来信，都是关于要求中央政治局讨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并要求"发给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会各同志"。 按常规，周的报告一定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通过才能提交大会，但目前看到的材料不能为此提供证明。查《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和《刘少奇年谱》以及其他文献，都没有发现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这份报告以及其他有关的会议文件，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显然，报告贯穿了周恩来本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想法，但它毕竟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见，因此其中必然会协调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各种不同看法。

　　 周恩来的报告首先坦言，国家面临的一个矛盾就是各类专业人才的匮乏。报告认为，当前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各个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周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报告把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必要性确立在三个基点上：

　　 第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中国必须急起直追。报告用了近1/4的篇幅讲科学工作。在报告中，周恩来提醒代表们说，"世界科学技术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其意义"远远超过蒸气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周恩来以异常紧迫的心情呼吁："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大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第二，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很大进步，其阶级属性发生了重大变化。报告确认，"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里，周恩来提出了两条依据：一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是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前者是一个事实陈述，知识分子被"包下来"，也就自然成为拿国家工资，为国家服务的"工作人员"，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后者则是一个大胆的政治性判断，而且在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为了证明这个判断，周恩来用相当的篇幅来说明知识分子何以发生了"根本变化"，还试图用一些统计数据来说服全党。这就是，目前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进步分子约占40%左右，中间分子也约占40%，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当然，周恩来看来，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变化是对其思想改造的成果。

　　 第三，中共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周恩来指出，党内对待知识分子存在麻痹迁就和宗派主义两种倾向，但主要倾向是低估了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周恩来特别批评说，在"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的今天，普遍存在的"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的想法是要不得的。

　　 针对这些问题，周恩来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周恩来还提出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了分工：在国务院内准备设立一个中国专家局，负责需要中央统一解决的行政管理工作，但各部门不能减少他们直接处理的责任；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处理反革命分子等政治性质的问题仍由各有关部门直接负责，中宣部负责统一监督；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则由中央组织部负责。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首先谈的还是在经济建设中反对右倾保守的问题，说到要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计划地赶上外国时，提出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批评党内存在着一种情绪："老子打了一辈子仗，没有你也行！"毛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没有文化，文化很低，无知，愚蠢，要革这个命，要技术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就不行了，这个很清楚，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毛泽东强调，关于这方面要向党员进行广泛教育。还说，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造出大批的知识分子，高级的知识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没有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强调的只是使用知识分子以及培养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据和条件而言，周恩来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阶级属性已经改变的现状出发，突出的是问题的合理性，而毛泽东重点是谈使用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给人的感觉是更具功利性。

　　 尽管中共内部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但目标是一致的，因此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心仍然很大。会议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步骤。2月24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地不足以适应国家的需要，因而要求全党"进一步地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提出改进意见，并及时向中央作报告。 4-5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统战部《关于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士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5月，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专门管理高级知识分子，负责督促、检查各部门对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负责解决需要统一处理的有关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同时，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分别成立了有关办事机构。7月20日，国务院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以及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14个问题（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实验用土地、研究经费、工作室、助手、工作时间等），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和措施。《通知》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应办理的有关事务的目录，要求各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关于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贯穿于1956年全年的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工作，成为中共地方各级党委紧跟中央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央会议结束后，各地纷纷进行传达贯彻，并制定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工作纲要。中共上海市委于2月制定了《上海市1956-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要求上海各级党组织在3月底以前对知识分子工作作一次全面的检查，切实解决全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工作安排、思想改造、生活待遇以及建党等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中共上呼下应的惯例，不仅省一级，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党组也都制定了知识分子工作纲要。如中共佛山市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于2月22日发出《佛山知识分子工作规划（1956-1957）》。 中共北京建筑工程委员会也制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规划》。 在舆论上，"全国大小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迅速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对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宣传，对著名知识分子近况的报道。"

　　 中央和各地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做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4月1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对当地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医师、文学家、艺术家的工作条件作一次检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一是迅速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缺少助手的困难；二是积极地解决所缺房屋、所需实验用土地和基本建设的地皮等问题。三是切实改善图书、文物、档案和各种资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利用的状况。 在1956年的工资改革中，提高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上海市的规定更加具体，如要求市卫生局半年内首先改善3000余名学术地位较高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医疗条件；市房管局先拨出宿舍房屋500户，分配给著名学者、专家、作家、艺术家居住；市工联利用已有工人休养所扩大高级知识分子的休养名额；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负责解决年老体弱、工作繁重的"第一流专家"的交通问题；市合作总社做好高级知识分子各种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等等。 各地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都为教授们专辟了阅览室。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馆准备补订200种外文期刊和3000种外文书籍。北京大学的教学辅助人员将增加一倍，即110人。复旦大学各系配备了科研秘书，并且准备给老科学家配备助手和增加实验室人员。许多高等学校还采取各种办法改善教师们的生活条件。清华大学实行了"优待通用证"的办法，教授、副教授等拿着"优待通用证"到校医室看病、到食堂吃饭和到消费合作社买东西，都可以受到优先和其他照顾。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对教师吃饭、理发、看病、购买东西等也订出了照顾办法。中国医科大学为教授和部分讲师增加了住宅面积。东北药学院在食堂给教授讲师设立了专席，等等。 中国科学院图书经费也由原来80万元增为546万元，增订的书刊中有资本主义国家期刊2000种。正式成立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搜集、研究并传播国内外科学发展的情况与最新成就。 对于中共的这种努力，罗隆基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的发言中给予了充分评价。他认为："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四个多月来，在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有了很显著的成绩"。并特别提到："最近国务院改革工资的决定实施以后，对知识分子，特别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们的工资都将有较多的提高。"

　　 第二，解决知识分子失业和使用不当问题。据各地调查，社会上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就业。如北京市5月以前调查，具有大学程度而没有就业的就有2321人，其中大学毕业的1482人，大学肄业的771人，其他68人。就学科划分而言，研究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有375人，社会科学和语文、教育的有1349人，其他科系的597人。同时，还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使用不当。为解决这个问题，各地纷纷成立了招聘工作人员委员会。北京市走得快一些，截至7月底，已确定录用317人，还有1508人准备录用。 8月11日，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国家技术委员会、国务院专家局等五个机关，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发布联合通告，向社会招聘科学研究人员、高等和中等学校教学和教育行政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翻译人员。招聘对象首先是社会上还没有就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其次是安排不当的在职专家。8月12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充分发挥我国知识界的潜在力量》。招聘工作开始后，仅北京市在两周内便有1500多人报名应聘，其中应聘科研人员、翻译人员、高校教员的有700多人。各地进展大体相同，如辽宁省截至10月上旬，有3000多名社会知识分子报名申请就业，招聘工作委员会发出了1500多份应聘书。此项工作延至1957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结束。 与此同时，一些用非所学的专家的工作也作了调整。

　　 第三，大力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中共把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视为争取知识分子"进步"和合作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要求彻底纠正"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4月，中共中央批准下达了由中央组织部制定的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提出到1962年，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应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号召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针对党内的质疑，社论指出，决不能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政治经历和社会关系复杂，就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社论甚至认为，在思想作风上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缺点，也要热情地帮助他们，"把他们逐步地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 根据中央的精神，各地都制定了在知识分子中建党的计划。上海市规定，全市在1956、1957两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11%左右，在一般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7%左右，并要求年内完成上述建党指标的50%。 "从3月开始，全国刮起了一阵竞相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旋风。用多快的速度、发展多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似乎成了紧跟中央的一个标志，有些地方党委甚至为此而打破了正常的入党程序。" 官方媒体不断报道各地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消息。到建党日"七一"前夕，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入党，仅上海、北京两地，几个月内就有3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著名的物理学家邓稼先，物理学家谢希德，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翻译家曹靖华，电影导演蔡楚生、张骏祥，中医赵锡武等，都是这个时候入党的。 1956年上半年，中共各级组织共接收了2592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党员达到125万人，占1700多万中共党员总数的11.7%。

　　 第四，培养和扩大知识分子队伍。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充分使用现有知识分子，一是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以迅速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在中共中央拟定的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划中，希望在12年内至少培养出100多万高级知识分子。 规划提出，"必须培养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足以独立地解决我国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卫生事业和其他各个部门的技术问题的专家。" 同时必须"培养出一定数量的接近现代先进水平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理论科学家。" 中共中央所以特别重视高级知识分子，就在于他们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是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一是为国家培养新专家。因此，需要急切地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们配助手。郭沫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殷切地提出："我们希望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上，作到最紧张的努力，把潜在力量进一步发挥出来。"他认为，"培养专家要用带徒弟即个别指导的方式。"他要求科学院每位导师带研究生从5个增加到10个，这样科学院12年内培养研究生就可以比原定10500多名增加一倍。 除了自己加紧培养，中共还从两个途径扩大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一是委托苏联代为培养，一是继续争取仍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195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派留学生赴苏联学习，主要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1956年上半年，有1300多名中国留苏学生完成学业，已有300多名回国，其余的人也将于最近陆续回国。 此后，中国一面向苏联派遣留学生，一面继续不遗余力地争取滞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据当时官方摸底，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大约有7000人，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不少人已经是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随后，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并作出批示，确定"普遍争取而又以在美国的留学生为重点"的方针，要求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动员起来，"在大约三年时间内把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可以回国的留学生基本上争取回国，今年要求争取一千人"。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确实尽了极大努力，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以上涉及政策转变和调整的种种措施，如果是针对当时的工农大众的，自然完美无缺，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