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被迫保持沉默的态度

　　

　　 对于“大跃进”，从当时苏联社会层面的反应看，基本上是热情支持的，报刊上也是一片赞扬声。但对中国宣传的一些具体经济指标，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对于人民公社，苏联一些基层干部开始表现出极大兴趣，而上层领导则始终保持谨慎态度。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

　　 1958年7月26日苏联驻华使馆的一份长篇报告对“大跃进”作了全面评价。报告肯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反映了中国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报告的结论不仅肯定中共执行了一条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的路线，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绩，而且预言，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在最近2-3年内就能实现。[15]因此赫鲁晓夫在访华期间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16]

　　 说到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态度，苏联社会最初的反应是感到新奇。北戴河会议提出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1958年8月22日，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17]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苏联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注意。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不过，更多的人是希望了解人民公社。《真理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文后，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中国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有人问，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比集体农庄优越等问题。很多苏联人都急于了解人民公社究竟是怎样组织生产和生活的。

　　 的确，苏联媒体很少对于人民公社运动进行报道。《内部参考》多次转引西方报刊的报道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官方的报刊对人民公社未做过任何评论，甚至也很少报道。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权威的苏联领袖谈起过中国的公社。在苏联报刊发表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9周年国庆的文章中，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其中专门谈公社问题的只有地位比较低的《文学报》。在莫斯科电台广播的215篇评论中，也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在11月6日北京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尤金大使发表的演说对正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未提。

　　 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是领导层的谨慎态度。1958年9月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专门就中国正在开展的人民公社运动给苏共中央写了报告。讲到苏联应对人民公社问题作何反应时，报告强调，中共非常重视人民公社这种组织。为此，“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但同时还应该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18]研究的结果是，莫斯科将面临尴尬的选择：“或者是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把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加深苏中两党分裂的道路。”因此，苏共中央决定，“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意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19]

　　 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对外谈论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11月30日。根据波兰的档案记录，那一天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20]不过，这个内部谈话当时并不为人知。不久以后，西方传闻，苏联领导人私下发表了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尽管后来苏联报刊驳斥说，这是汉弗莱在造谣，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谈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对此，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在二十一大的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中国的公社问题，是为了给苏联的干部“打预防针”，免得对中国“盲目效仿”，而给苏联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赫鲁晓夫还提到，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访问中?后，保加利亚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并且出现了把集体农庄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的迹象。这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出面制止这种荒谬事情的发生。[21]就赫鲁晓夫的个性而言，大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据当时在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库利克回忆，那时在莫斯科留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赫鲁晓夫听到这些话后非常生气。[22]

　　 半年之后，赫鲁晓夫终于还是公开谈出了对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回忆并检讨了苏联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与二十一的报告相比，这个讲话也没有提到中国，而且措辞更为缓和，本不该引起什么强烈反应。但波兰报纸在发表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而《真理报》却在7月21日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而且选择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机。那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为彭德怀的万言书发火，这个讲话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