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同盟的破裂（下）
毛泽东决定向赫鲁晓夫宣战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的骄傲情绪感染了许多人。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干部当中，有如下说法：“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应改为以苏中为首”，“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以苏联为首只是表现在经济建设实力上”。有人认为“苏联的七年计划不够跃进，应该给苏联提意见催他们前进”，甚至还有人说“我们中央的负责同志放到哪个国家都能当主席”。[23]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党当时的心态。毛泽东希望他的创举得到国内外，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然而，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以及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和非议。庐山会议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
毛泽东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怒气未消，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强压怒火，不动声色地向会议印发了这些材料。[24]就在这时，7月28日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将上述文件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25]看来，毛泽东此时不仅把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挂起钩来，而且已经决心向赫鲁晓夫发起进攻，从而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布于众了。
经过一番思考，8月19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等人，要求他们下到各省去认真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9月4日，毛泽东又接连致信胡乔木和吴冷西，考虑10月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26]
几天以后，毛泽东又看到一篇苏联学者写的文章，并批示：“此人根本不研究马、恩、列思想，并且连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这一观点也否定。总之，作者认为公社无论何时都是有害无益的。”[27]这种情况显然更刺激了毛泽东的战斗情绪。9月12日刘少奇送来了他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大悦，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19期转载了这篇文章。[28]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第三次来华访问，双方领导人会谈时发生了严重争吵。苏联人感到，对中共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批评。赫鲁晓夫气愤地说：“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套话，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尽管争论主要是围绕对外政策进行的，但毛泽东头脑中考虑的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以至10月4日在东郊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时，毛泽东仍然大讲特讲“大跃进”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人民群众如何创造了“人民公社”，与苏联历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国的人民公社有哪些优越性等等。
尽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认识到中苏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两国的同盟至关重要，但又同时又都认为对方的错误是必须改正的。于是，1959年10月以后，中苏双方都开始宣?各自方针、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在苏联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上开始转载《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而其中阐述的观点明显地是与中共立场相矛盾的。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1960年2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言论及其随后对印度的访问，使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正在追求与西方达成妥协，并将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问题只是爆发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将如何点燃。
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一些纯粹的理论问题上。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5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帐”。紧接着，中共领导人又在世界工联会议期间公开提出并宣传，在一些基本理论观点上与苏共有重大分歧。
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作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苏共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那将是一次为自己辩解的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毕竟还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认可。但是，一方面，毛泽东需要社会主义阵营，更需要领导这个阵营，而没有苏联，也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因为只有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才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毛泽东决定在关于革命与战争这些理论问题上与苏共论战，并坚信可以说服之，或者战胜之。
毛泽东心中的目标是要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树立一面赶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旗子，是要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表率和榜样。然而，在莫斯科看来，北京发动的这次理论攻势是向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于是，出现了苏共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的场面。在理论上压服中共失败后，赫鲁晓夫不顾众人反对，决心在经济上继续向中共施以颜色。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
就这样，中苏两党的内部分歧演变为公开论争，党际关系的矛盾演变为国家关系的恶化，中苏同盟终于走上了破裂的道路。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社会主义盟国之间，不仅要求对外政策的统一，而且强调对内政策的认同和一致，否则就会被指责为破坏团结和友谊。其标准是看谁处于同盟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则无疑加剧了同盟的不稳定性。问题的实质大概就在于社会主义同盟关系中固有的某种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29]
--------------------------------------------------------------------------------
[1] 参见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世纪中国网站（http：//www.cc.org.cn/）， 2001年5月；沈志华：《援助与限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毛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35页。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以下简称《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92页。
[4]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5，第5张。
[5] 邓力群编辑和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4、715页。
[6]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5-376页。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68，第17-23张。
[7] 《毛文稿》第7册，第117页。
[8] 《回顾》，第693-695页。
[9]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59，第6-9张；《回顾》，第471、695-696页。
[10]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126，第1-12张。
[11] 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宗223，第15-17张。
[1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50页。
[13]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1，第6-11、25-28张。
[14]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66页。
[15] ЦХСД，ф.5，оп.49，д.135，лл.1-75。
[16] 1958年8月2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
[17] ЦХСД，ф.5，оп.49，д.129，р.8891，лл.189-192。
[18] ЦХСД，ф.5，оп.49，д.129，р.8891，лл.189-192。
[19]В.Сидихменов，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Новое Время，№2-3，1993，с.40。
[20] 沈志华、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7-190页。
[21] 马贵凡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200-205页。
[22] 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1页。
[23] 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2，卷宗48，第8-15张。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66、367、387-388页。
[25] 《毛文稿》第8册，第390-391页。
[26] 《毛文稿》第8册，第462-463页；第504、506-507页。
[27] 《毛文稿》第8册，第511页。
[28] 《毛文稿》第8册，第527-528页。
[29] 关于这个结论的进一步分析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结论部分。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的骄傲情绪感染了许多人。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干部当中，有如下说法：“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应改为以苏中为首”，“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以苏联为首只是表现在经济建设实力上”。有人认为“苏联的七年计划不够跃进，应该给苏联提意见催他们前进”，甚至还有人说“我们中央的负责同志放到哪个国家都能当主席”。[23]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党当时的心态。毛泽东希望他的创举得到国内外，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然而，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以及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和非议。庐山会议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
毛泽东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怒气未消，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强压怒火，不动声色地向会议印发了这些材料。[24]就在这时，7月28日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将上述文件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25]看来，毛泽东此时不仅把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挂起钩来，而且已经决心向赫鲁晓夫发起进攻，从而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布于众了。
经过一番思考，8月19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等人，要求他们下到各省去认真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9月4日，毛泽东又接连致信胡乔木和吴冷西，考虑10月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26]
几天以后，毛泽东又看到一篇苏联学者写的文章，并批示：“此人根本不研究马、恩、列思想，并且连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这一观点也否定。总之，作者认为公社无论何时都是有害无益的。”[27]这种情况显然更刺激了毛泽东的战斗情绪。9月12日刘少奇送来了他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大悦，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19期转载了这篇文章。[28]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第三次来华访问，双方领导人会谈时发生了严重争吵。苏联人感到，对中共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批评。赫鲁晓夫气愤地说：“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套话，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尽管争论主要是围绕对外政策进行的，但毛泽东头脑中考虑的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以至10月4日在东郊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时，毛泽东仍然大讲特讲“大跃进”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人民群众如何创造了“人民公社”，与苏联历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国的人民公社有哪些优越性等等。
尽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认识到中苏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两国的同盟至关重要，但又同时又都认为对方的错误是必须改正的。于是，1959年10月以后，中苏双方都开始宣?各自方针、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在苏联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上开始转载《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而其中阐述的观点明显地是与中共立场相矛盾的。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1960年2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言论及其随后对印度的访问，使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正在追求与西方达成妥协，并将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问题只是爆发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将如何点燃。
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一些纯粹的理论问题上。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5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帐”。紧接着，中共领导人又在世界工联会议期间公开提出并宣传，在一些基本理论观点上与苏共有重大分歧。
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作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苏共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那将是一次为自己辩解的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毕竟还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认可。但是，一方面，毛泽东需要社会主义阵营，更需要领导这个阵营，而没有苏联，也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因为只有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才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毛泽东决定在关于革命与战争这些理论问题上与苏共论战，并坚信可以说服之，或者战胜之。
毛泽东心中的目标是要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树立一面赶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旗子，是要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表率和榜样。然而，在莫斯科看来，北京发动的这次理论攻势是向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于是，出现了苏共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的场面。在理论上压服中共失败后，赫鲁晓夫不顾众人反对，决心在经济上继续向中共施以颜色。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
就这样，中苏两党的内部分歧演变为公开论争，党际关系的矛盾演变为国家关系的恶化，中苏同盟终于走上了破裂的道路。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社会主义盟国之间，不仅要求对外政策的统一，而且强调对内政策的认同和一致，否则就会被指责为破坏团结和友谊。其标准是看谁处于同盟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则无疑加剧了同盟的不稳定性。问题的实质大概就在于社会主义同盟关系中固有的某种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29]
--------------------------------------------------------------------------------
[1] 参见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世纪中国网站（http：//www.cc.org.cn/）， 2001年5月；沈志华：《援助与限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毛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35页。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以下简称《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92页。
[4]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5，第5张。
[5] 邓力群编辑和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4、715页。
[6]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5-376页。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68，第17-23张。
[7] 《毛文稿》第7册，第117页。
[8] 《回顾》，第693-695页。
[9]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59，第6-9张；《回顾》，第471、695-696页。
[10]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126，第1-12张。
[11] 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宗223，第15-17张。
[1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50页。
[13]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1，第6-11、25-28张。
[14]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66页。
[15] ЦХСД，ф.5，оп.49，д.135，лл.1-75。
[16] 1958年8月2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
[17] ЦХСД，ф.5，оп.49，д.129，р.8891，лл.189-192。
[18] ЦХСД，ф.5，оп.49，д.129，р.8891，лл.189-192。
[19]В.Сидихменов，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Новое Время，№2-3，1993，с.40。
[20] 沈志华、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7-190页。
[21] 马贵凡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200-205页。
[22] 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1页。
[23] 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2，卷宗48，第8-15张。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66、367、387-388页。
[25] 《毛文稿》第8册，第390-391页。
[26] 《毛文稿》第8册，第462-463页；第504、506-507页。
[27] 《毛文稿》第8册，第511页。
[28] 《毛文稿》第8册，第527-528页。
[29] 关于这个结论的进一步分析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结论部分。
看过此书的网友也看过了
相关阅读
|
>>热点新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