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迫出兵朝鲜：决策过程及其原因（四）
四、中国领导人的深层忧虑
对以上中国介入朝鲜冲突并最终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的过程进行分析和归纳，可以看出，中国出兵朝鲜确实是出于迫不得己，[85]而毛泽东的忧虑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政治方面考虑，避免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孤立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前夕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和政治方针，即表明了在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中，新中国将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又赴苏谈判，几经磨难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尽管条约本身仍然包含着不利于中国的不平等因素，但毕竟在寻求国际援助方面取得了苏联及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不仅如此，在中苏两党的会谈中，苏联还一再表示要让中国在亚洲组织共产主义同盟，使新中国承担起在亚洲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在北朝鲜共产党政权处于危难之机，斯大林和金日成共同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的情况下，毛泽东便不得不考虑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声誉。当时的形势是，苏联、朝鲜和诸多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翘首等待中国政府做出决定。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在给中国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是朝鲜的唯一希望。[86]据当时在苏联大使馆的中国外交人员回忆，朝鲜局势逆转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以及社会舆论都认为中国应该出兵援助朝鲜。而当中国政府宣布派出志愿军后，这些国家的报纸一片欢呼，甚至组织群众上街游行。[87]中国共产党承受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也签订了同盟条约，但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信任。斯大林过去一直认为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怀疑新中国将走上铁托式的道路。如果中国此时不出兵援助朝鲜，无疑将证明斯大林的看法和怀疑是正确的，中国就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颇有感触的。他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说：“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直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以后，才摘掉了这个帽子”。1958年7月毛泽东又对尤金说，斯大林一直怀疑中国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88]
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诞生而又贫穷落后的大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需要得到国际援助，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已经与中国处于对立状态，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更使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方针公开化和明朗化。这样，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这是毛泽东的第一层忧虑。
其二，从军事方面考虑，避免在中国东北境内打一场无法避免的中美之战。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越过三八线的目标决不仅仅是要消灭北朝鲜政权，而是要以此为跳板，进一步向中国领土渗透，因此中美之战在所难免。对于美国觊觎中国的野心，毛泽东始终是有警惕的。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讲，还是从美国“安全战略”角度讲，毛泽东认为美国绝不会甘心失去其在中国的影响，它都在寻找机会控制这块远东大陆。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担心美国要参与中国内战，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军事部署。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与朝鲜仅一江之隔的东北地区。麦克阿瑟的战争叫嚣，无疑加重了中国对东北遭到入侵的担忧。麦克阿瑟访问台湾，美国加强给蒋介石的军事援助，都使毛泽东确认了美国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人处于敌对状态的看法，也认定美国将执行一种以台湾为据点向外扩张的军事侵略政策。这很自然地使人联想，一旦美国占领了北朝鲜，难道不会执行一种以北朝鲜为据点的军事扩张政策?毕竟台湾与大陆隔着一道海峡，而朝鲜与中国仅仅一江之隔，况且美国的远东军事力量几乎全部集中在朝鲜半岛。毛泽东非常担心美国继占领朝鲜半岛后进而跨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使东北三省成为战场。周恩来在8月26日国防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的这种忧虑：“很多迹象表明，美帝马上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但其总的企图是不断地以一个一个局部战争推动为世界大战，我们就要将其发动的局部战争，一个一个地打下去。”[89]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战争总是要一个接一个爆发的，与其等到美国跨过鸭绿江再打，不如现在就打出去，争取在朝鲜境内就将战争制止住。
从后来美国公布的档案看，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并非是针对中国的，美国也没有与中国作战的计划和企图。[90]显然，中国领导人对局势发展和美国进攻北朝鲜意图的判断是有失误的。当然，美国政府内部的讨论和分歧情况，北京当时是无法得知的，因此与麦克阿瑟咄咄逼人的战争叫嚣和蒋介石集团的蠢蠢欲动相比，艾奇逊等人的声明和保证就显得毫无价值，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之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9月30日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91]不管是麦克阿瑟狂妄言行的误导，还是毛泽东对情报判断的失误，总之中国领导人认定美国继攻占北朝鲜之后，必将把中国东北做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这才下决心与美国一战。这是中国领导人的第二层忧虑。
其三，避免苏联借美国把战火引向中国之机，利用中苏同盟条约派兵进入东北。
使毛泽东担心的不仅是美国，而且还有苏联。毛泽东很有理由做这样的推理：既然美国继侵占北朝鲜后会进一步跨过鸭绿江，那么，战火一旦在中国东北境内燃起，苏联很可能会以中苏同盟条约为依据而出兵东北。其结果，不是美国占领东北，就是苏联控制东北。这就是说，无论未来东北战场鹿死谁手，中国都将失去在东北的主权。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苏联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城下之盟，使中国丧失了对中东铁路和旅顺、大连的主权。刘少奇和毛泽东在访苏期间与斯大林主要的分歧和争论就是东北问题，这是中苏双方都十分关注的焦点。毛泽东心里明白，中苏条约确定的苏联归还中东铁路以及旅顺、大连的日期，是中国“虎口夺食”，硬逼出来的，难道斯大林就不会利用中美之战的机会，以中苏同盟为借口，重新返回东北吗?况且，苏联的很多做法也的确增加了中国领导人的疑虑。当朝鲜局势出现危机时，在平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扎哈罗夫曾建议金日成向中国请求援助，并将失去战斗力的部队转移到满洲整编。[92]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会谈时也提出：要朝鲜同志做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以后便于重新进入朝鲜。[93]斯大林还曾直接给北京发电报，通知中国中央：“金日成同志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94]苏联再三提出让北朝鲜政府和有生力量撤到中国东北，并以此为基地实行反攻的建议，这无异于把朝鲜的战火引向中国。中国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出兵朝鲜与美国在朝鲜半岛打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或者让北朝鲜残余部队撤进中国境内，重新整编和装备后再返回朝鲜。显然，选择后者将使美国以追赶北朝鲜败军为名入侵中国东北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大大增强。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不出兵，中美之战仍不可避免，只是这样一来，战场则是在中国境内。使问题复杂化的主要之点在于，一旦美国跨入中国境内，苏联便极有可能派几十万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这样，即使中苏联手打败美国军队，中国也将再次面临一个如何请苏联撤军的麻烦，而且还很可能延迟苏联归还中东铁路及旅顺和大连港的日期。甚至美国情报机构也估计到一旦美国对中国境内采取军事行动，苏联“根据中苏条约将给予适当的军事支援”。[95]而这恰恰就是中国领导人的第三个忧虑。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是不得不出兵朝鲜了。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忽视或抹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援助朝鲜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直接结果是拯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同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从而使得中国的东北有一个友好的邻国。更重要的是，新中国以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建国初期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敢于面对世界头号强国，英勇奋战，致使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也不得不来到谈判桌前。这的确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特别是给许多弱小的国家做出了不畏强权的榜样。但这些都是中国出兵的结果，而本文研究的侧重点，只是说明出兵朝鲜是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被迫做出的决策。
该文是提交1996年1月9～12日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亚洲的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后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刊载时文章题目改为“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并有少量文字修改。
附：有关的俄国档案文献
№00277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访华计划致维辛斯基电
(1950年5月12日)
密码电报。绝密，不得复制。
发自平壤。
致维辛斯基
5月12日，应金日成请求与他和朴宪永会见。在交谈时，金日成通知我，他刚从莫斯科回来便接到李周渊(驻华大使)一封信。他在信中谈到了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见。在此次会见中，讨论了金日成要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周恩来建议正式会晤。毛泽东像是对李周渊提出问题说：打算什么时候统一国家，但未等得到答复，便说，如果你们想在近期对南方发起军事行动，那么，就不要进行正式会晤。在这种情况下应进行非正式来访。
接着，毛泽东又补充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随后金日成告知，由于中央没有授权李周渊会见毛泽东，讨论他(金日成)与毛泽会晤的问题，所以他们决定召回李周渊，同他谈谈并下达有关的指示。
李周渊来到平壤，5月10日便带着有关委托去北京了。
今天，5月12日李周渊报称，他会见了毛泽东，毛同意金日成按原定日期来访。金日成说，他们打算5月13日晨飞往北京，问我给他派来的飞机能否提前准备好。我回答说，飞机已经准备好。
随后，金日成说，他决定同朴宪永一起去中国，与毛泽东会晤的问题，他们未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过，他只同金策(政治局委员)说过此事。
金日成通知我，他们打算同毛泽东大体讨论下列问题：
1、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
2、就签订朝中贸易条约问题交换意见。他想建议在近期内签订贸易条约，而友好条约待全国统一后再签订。
3、向毛泽东通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讨论的若干问题和建立朝鲜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更密切联系的问题。
4、就朝中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若干问题交换意见，例如水丰水电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问题，等等。
随后，金日成请我提建议，在帮助预定的作战行动方面他应向毛泽东提出什么问题。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让他更明确地说明，他缺少什么，中国人能给予他什么样的帮助。这时金日成回答说，他想为从中国调来的使用日式和美式武器的师配备一些弹药以及一定数量的马匹。但是，同总参谋长交谈后得知，他们已有了三个基数的弹药，便决定不再提这些问题了。于是他说，他不再向毛泽东要求援助了，因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他在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足够的援助。
金日成通知我，他已就作战准备问题给总参谋长下达了一切必要的指示，总参谋长已着手起草计划，他希望6月份发起战役，但没有把握他们是否会按期完成。
5月13日当地时间5时20分，金日成和朴宪永飞赴北京。
什特科夫
1950年5月12日
№00315
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致罗申电
(1950年10月1日)
交布尔加宁同志
1950年10月1日3时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
莫斯科在9月16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的意义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1和第2方面军与北部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他们应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四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1和第2方面军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部队并把他们包围起来。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
等候您的答复。
此致
敬礼!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1日
№00322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
(1950年10月8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转金日成
金日成同志!
由于同中国同志协商需数日，复信迟了。10月1日我致电毛泽东，问他能否立刻派出哪怕是五六个中国师去朝鲜，以便朝鲜同志能在这些师掩护下建立预备队。毛泽东拒绝了，推说他不想把苏联拖进战争，中国军队技术装备差，战争会在中国引起很大不满等。我以下面这封信回复他：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1、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2、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3、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4、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10月7日我收到了毛泽东的复信，他表示赞同我信中的基本论点，说他将派出的不是六个而是九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他要求我接见他的代表而且同他们详细商谈。我当然同意接待并同他们讨论给朝鲜军事援助的详细计划。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您应牢牢守住自己的每一块土地，加强对侵朝美军的抵抗，并使用朝鲜人民军突围出来的军事干部来组建预备队。由此同样可以看出，您建议把全部在苏联接受训练的朝鲜同志改学飞行，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同中国同志谈判的进一步情况，下次再通报。
冯西
1950年10月8日
什特科夫同志，请您将此信念给金日成听。他可以当着您的面转抄，但鉴于此信属绝密件，故不要将它交给金日成。
冯西
[1]日本学者中岛岭雄把这类观点归纳为“北京-莫斯科-平壤共谋理论”，并综述了有关的各种看法。参见中岛岭雄：“中苏冲突的起源与朝鲜战争的国际背景”（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载澳大利亚《中国季刊》，1979年第1期。
[2] 1994年7月韩国政府在报纸上公布了金泳三总统从俄国带回来的一些前苏联档案，《中央日报》的编辑手法充分表明了这一观点。另参见韩国高丽大学朴明林1994年的博士论文《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感谢郑仁甲先生向我推荐了这篇论文，并将论文译成中文）。
[3]笔者在最近出版的《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三章中对此做了详细说明。
[4]陈兼：《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中美冲突的形成》（Chian'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纽约1994年版，第109～110页；陈兼：“中苏同盟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The Sino-Soviet Allinian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作者1991年11月提交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的工作报告，第22页。也有文章说这些战士组成了人民军第5师和第6师。见朴明林前引文。
[5]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第744页；朴明林前引文。如此计算，回到朝鲜的士兵共有四万多人。据陈兼访问中国军事史研究者了解的情况，并经查阅档案，至1950年春回国的朝鲜籍战士总数为23000人。见《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第109-110页。（编注：笔者后来又在俄国和中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些关于朝鲜籍战士回国的新材料，与上述说法略有差别。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13～216页。）
[6]凯瑟琳·威瑟斯比：“进攻还是不进攻：斯大林、金日成与战争序幕”（To Attack, or Not to Attack? Stalin, Kim Il Sung, and the Prelude to War），载《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第5期，1995年春季号，第2页；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理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1993年版，第135、328?。（编注：后来笔者查阅了有关的俄国档案原文，在1949年3月5日斯大林与金日成的正式会谈中，没有提到“进攻南朝鲜”的问题。因此，上述谈话可能是秘密进行的。）
[7]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载《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第85页；朴明林前引文。按青石的说法，这次访问中国的人不是金一，而是金日成，但笔者采访师哲得知，来访者确是金一。据师哲回忆，毛泽东与金一谈话很简单，说了几句就把他打发走了。（编注：后来笔者查阅了有关的俄国档案原文，关于金一访问北平的情况，什特科夫根据金日成的通报向维辛斯基报告的内容，与柯瓦廖夫根据毛泽东的通报向斯大林报告的内容明显不同：金日成的通报强调中国表示将在未来的军事斗争中支持和援助朝鲜，而毛泽东的通报则强调中国劝告朝鲜不要立即实行武装统一的计划。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第210～213页。）
[8] 《不确定的伙伴》，第326页。
[9]青石前引文，第86页。
[10] V.彼得洛夫：“毛、斯大林和金日成：新的诠释”（Mao, Stalin, and Kim Il Sung: An Interpretative Essay），载《东北亚研究》，1994年第13卷第2期，第21页。
[11] 《不确定的伙伴》，第130、325页。
[12]不过，师哲的记忆中有一点可能有误，因为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看，直到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访华之前，毛泽东对金日成想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情毫无所知。
[13]编注：关于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是否讨论过朝鲜军事计划的问题，笔者后来又做了进一步考察，特别是与对此问题在俄国进行过专门调查的挪威学者韦斯塔讨论了此事，其结论仍然是否定的，尽管增加了一些细节。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第217～218页。
[14]德·沃尔科格诺夫：“我们应该惧怕吗？”，载《星火》杂志，1993年第26期，第28～29页。
[15]
[16]参见金澈凡编：《朝鲜战争真相：40年后的证据》（The Truth about the Kore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汉城1991版，第106页。
[17]青石前引文，第87～88页。文中将朝鲜大使说成是李相朝，显然有误。（编注：关于这段情节，笔者后来看到了苏联大使向莫斯科报告的档案原件，现将该文献附于文后，以供参考。）
[18]编注：笔者后来看到俄国档案中1950年5月3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在该电报中斯大林只是顺便提到“朝鲜同志来会谈过”。
[19]前苏联外交官员贾丕才和前人民军作战部副部长俞成哲都认为当时金日成与中国关系不好，不可能访问北京。见《不确定的伙伴》，第330页。
[20]郝雨凡和翟志海：“关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决策的历史再考察”（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载《中国季刊》，第121期，1990年3月，第100页；《不确定的伙伴》，第330页。
[21]参见师哲：“抗美援朝时期的秘密外交”，载《法制文萃报》1995年1月5日第6版；凯瑟琳·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载《美国与东北亚关系》杂志，1993年第2卷第4期，第442页；《不确定的伙伴》，第330页。青石前引文，第88～89页。也有材料说金日成5月12日到达北京。清源：“韩战秘密档案的公开”，载《明报月刊》1994年9月号，第68页。
[22]青石前引文，第88页；清源前引文，第68页。冈察洛夫引证一位了解档案材料的前苏联高级外交官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即当金日成告诉毛泽东，斯大林已经重新估价了北朝鲜对南方发动一次成功袭击的可能性时，毛最初还是表现出极大的怀疑态度。（《不确定的伙伴》，第146页。）但此处李相朝似应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
[23]沃尔科格诺夫前引文，第29页。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24]青石前引文，第88页。
[25]青石前引文，第81页；清源前引文，第68页。苏联外交部1966年9月“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在谈到这次秘密会晤时声称，毛泽东否认美国干预的可能性。(见凯瑟琳·威瑟斯比前引文，第442页。)这显然有误。从档案材料看，毛泽东当时不同意金日成发动进攻，其理由之一就是担心美国的干涉。因此，这种说法至少在逻辑上讲不通。
[26]冈察洛夫引证的师哲和雷英夫的回忆也指出，当毛泽东问金日成，如果美国介入，朝鲜是否愿意让中国派部队到中朝边界时，金日成回答说，他将在一个月内取得胜利，美国人在此之前无法部署军队。他拒绝中国派军队到边界，他确信，目前已有的和正在供应的苏联援助已经足够了。见《不确定的伙伴》，第146页。
[27]李海文：“中国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5页。
[28]直到7月初，中国外交部才开始调配驻朝大使馆人员。7月8日，派驻平壤的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等一行才启程赴朝。参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6～40页。
[29] 1950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的一半拨给海军购买装备。4月，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提出急需一批舰艇、飞机和岸炮，并要求苏联在1950年夏，至迟1951年春以前予以提供。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两天，中央军委根据三野的报告，决定再次修改战役计划，增加攻台兵力达十六个军以上。见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载《中国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67～70页。
[30]当时整个东北三省只有已经确定集体转业的第42军在黑龙江开荒生产，另外还有五个独立师、一个公安师担负地方警备任务，全部兵力不足20万人，只占当时中国正规军总兵力的1/27。见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3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1、416页。
[32]周军前引文，第72页。
[33]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第76页。
[34]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第61页。
[35]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76页。
[3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28页。
[37]李海文：“中国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6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77～78页。后因情况变化，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未成立，所辖部队直接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3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国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54、469页。
[40]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80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24页。另有材料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表示出对美国有可能从海上迂回到朝鲜人民军背后实施登陆的担心，并要李相朝速告金日成，部署防止美军登陆的措施。见孙宝升：“毛泽东曾预言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载《军事史林》1990年第5期，第13页。
[41]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4～25页。
[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85页。
[43]徐焰前引书，第20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44]李海文前引文，第86页。
[45]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5页。
[4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84页。
[47] 《不确定的伙伴》，第154页。
[48] 《不确定的伙伴》，第163、153页。
[49]引自笔者1995年5月采访柴成文记录。战后，武亭被金日成镇压，而徐辉则在中国政治避难。
[50]柴成文等前引书，第79页。
[51]凯瑟琳·威瑟斯比前引文，第448～449、453～454页。
[52]凯瑟琳·威瑟斯比前引文，第455～456页。
[53]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493页。
[54]沃尔科格诺夫前引文，第29页。电报的日期没有标明，有材料说该电于10月1日发出。见郝雨凡和翟志海前引文，第105页。
[55]参见《不确定的伙伴》，第174、339页；郝雨凡和翟志海前引文，第105页。（编注：笔者后来查阅了有关的俄国档案，斯大林在收到金日成要求直接军事援助的电报后，于10月7日前总共给毛泽东发过两封要求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现附于文后，以说明情况。）
[56]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
[5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38、539～540页。
[58]编注：笔者后来经考察确认，毛泽东的这封电报由于以下的原因当时并没有发出，不过，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当时确是决心出兵的，只是没有向苏联表明而已。详见后面的论文：《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对中国与俄国材料的比较研究》。
[59]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60] 《彭德怀传》，第401～402页；《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
[61]郝雨凡和翟志海前引文，第105页；清源前引文，第89页。
[62] 《聂荣臻回忆录》，第735页。
[63] 《彭德怀传》，第401～403页。
[64]徐焰前引书，第24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7页。
[6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3～545页。
[66] 10月9日彭德怀召开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特别提出了空军支援问题，彭、高即急电向毛泽东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彭德怀传》，第404页。)毛泽东11日回电：“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8页。)
[67] 《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第177页。
[68]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95～498页；师哲前引文。
[69]参见李海文前引文，第88页；张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载《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第3页。
[70]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载《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9页。
[7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2～553页。
[72] )王亚志前引文，第8～9页。
[73] 《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第201-202页；《彭德怀传》，第405～406页。
[7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6、558～560页。
[75] 《彭德怀传》，第40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4页。
[76] 《彭德怀传》，第406～407页。
[77]朴文洙：“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载《朝鲜观察员》，1994年第25卷第3期，第369～370页。
[78]编注：笔者当时对这段电文的理解有误。经查阅俄国档案原件，斯大林这里讲的“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做出的建议”，应是指10月10～11日与周恩来商定的中国暂时不出兵的决定。
[79]李海文前引文，第88页。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86页。
[80]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02页；熊华源前引文，第86～87页。
[81]熊华源前引文，第85页。
[8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7页。另有著作引证的电文为：“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彭德怀传》，第407页。
[83] 《彭德怀传》，第407页；熊华源前引文，第87页。
[8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8页。一般都认为，中国出兵的时间是10月19日。但据最早赴朝参战的第42军军长吴瑞林回忆，他的部队是在10月17日和19日分两批从辑安渡口入朝鲜的。见董玉荣：“志愿军42军赴朝前后”，载《军事史林》1994年第5期，第10页。
[85]胡乔木在回忆录中说，他参加了历次中央会议，可以证明中国没有“鼓动朝鲜发动战争”，“出兵是迫不得已，非常不情愿的”。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据志愿军政委杜平回忆，作战部队在战前只有一半人对出兵抱积极态度。就在出兵前两天，13兵团几个负责人还联名致电彭德怀，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志愿军就是在这种“忍无可忍，等无可等的情况下”出动的。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1页。
[8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87页。
[87]引自笔者1995年7月采访中国第一批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荣植的记录。
[88]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326页。
[89]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5页。
[90]参见笔者在《朝鲜战争揭秘》第五、六章中的论述。
[91]李海文前引文，第86页。
[92]金澈凡前引书，第107页。
[93]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97页。
[94]徐焰前引书，第22页；约翰·托兰前引书，第250页。
[95]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中译本，第331页。
对以上中国介入朝鲜冲突并最终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的过程进行分析和归纳，可以看出，中国出兵朝鲜确实是出于迫不得己，[85]而毛泽东的忧虑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政治方面考虑，避免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孤立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前夕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和政治方针，即表明了在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中，新中国将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又赴苏谈判，几经磨难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尽管条约本身仍然包含着不利于中国的不平等因素，但毕竟在寻求国际援助方面取得了苏联及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不仅如此，在中苏两党的会谈中，苏联还一再表示要让中国在亚洲组织共产主义同盟，使新中国承担起在亚洲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在北朝鲜共产党政权处于危难之机，斯大林和金日成共同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的情况下，毛泽东便不得不考虑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声誉。当时的形势是，苏联、朝鲜和诸多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翘首等待中国政府做出决定。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在给中国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是朝鲜的唯一希望。[86]据当时在苏联大使馆的中国外交人员回忆，朝鲜局势逆转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以及社会舆论都认为中国应该出兵援助朝鲜。而当中国政府宣布派出志愿军后，这些国家的报纸一片欢呼，甚至组织群众上街游行。[87]中国共产党承受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也签订了同盟条约，但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信任。斯大林过去一直认为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怀疑新中国将走上铁托式的道路。如果中国此时不出兵援助朝鲜，无疑将证明斯大林的看法和怀疑是正确的，中国就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颇有感触的。他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说：“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直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以后，才摘掉了这个帽子”。1958年7月毛泽东又对尤金说，斯大林一直怀疑中国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88]
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诞生而又贫穷落后的大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需要得到国际援助，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已经与中国处于对立状态，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更使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方针公开化和明朗化。这样，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这是毛泽东的第一层忧虑。
其二，从军事方面考虑，避免在中国东北境内打一场无法避免的中美之战。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越过三八线的目标决不仅仅是要消灭北朝鲜政权，而是要以此为跳板，进一步向中国领土渗透，因此中美之战在所难免。对于美国觊觎中国的野心，毛泽东始终是有警惕的。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讲，还是从美国“安全战略”角度讲，毛泽东认为美国绝不会甘心失去其在中国的影响，它都在寻找机会控制这块远东大陆。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担心美国要参与中国内战，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军事部署。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与朝鲜仅一江之隔的东北地区。麦克阿瑟的战争叫嚣，无疑加重了中国对东北遭到入侵的担忧。麦克阿瑟访问台湾，美国加强给蒋介石的军事援助，都使毛泽东确认了美国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人处于敌对状态的看法，也认定美国将执行一种以台湾为据点向外扩张的军事侵略政策。这很自然地使人联想，一旦美国占领了北朝鲜，难道不会执行一种以北朝鲜为据点的军事扩张政策?毕竟台湾与大陆隔着一道海峡，而朝鲜与中国仅仅一江之隔，况且美国的远东军事力量几乎全部集中在朝鲜半岛。毛泽东非常担心美国继占领朝鲜半岛后进而跨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使东北三省成为战场。周恩来在8月26日国防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的这种忧虑：“很多迹象表明，美帝马上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但其总的企图是不断地以一个一个局部战争推动为世界大战，我们就要将其发动的局部战争，一个一个地打下去。”[89]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战争总是要一个接一个爆发的，与其等到美国跨过鸭绿江再打，不如现在就打出去，争取在朝鲜境内就将战争制止住。
从后来美国公布的档案看，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并非是针对中国的，美国也没有与中国作战的计划和企图。[90]显然，中国领导人对局势发展和美国进攻北朝鲜意图的判断是有失误的。当然，美国政府内部的讨论和分歧情况，北京当时是无法得知的，因此与麦克阿瑟咄咄逼人的战争叫嚣和蒋介石集团的蠢蠢欲动相比，艾奇逊等人的声明和保证就显得毫无价值，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之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9月30日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91]不管是麦克阿瑟狂妄言行的误导，还是毛泽东对情报判断的失误，总之中国领导人认定美国继攻占北朝鲜之后，必将把中国东北做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这才下决心与美国一战。这是中国领导人的第二层忧虑。
其三，避免苏联借美国把战火引向中国之机，利用中苏同盟条约派兵进入东北。
使毛泽东担心的不仅是美国，而且还有苏联。毛泽东很有理由做这样的推理：既然美国继侵占北朝鲜后会进一步跨过鸭绿江，那么，战火一旦在中国东北境内燃起，苏联很可能会以中苏同盟条约为依据而出兵东北。其结果，不是美国占领东北，就是苏联控制东北。这就是说，无论未来东北战场鹿死谁手，中国都将失去在东北的主权。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苏联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城下之盟，使中国丧失了对中东铁路和旅顺、大连的主权。刘少奇和毛泽东在访苏期间与斯大林主要的分歧和争论就是东北问题，这是中苏双方都十分关注的焦点。毛泽东心里明白，中苏条约确定的苏联归还中东铁路以及旅顺、大连的日期，是中国“虎口夺食”，硬逼出来的，难道斯大林就不会利用中美之战的机会，以中苏同盟为借口，重新返回东北吗?况且，苏联的很多做法也的确增加了中国领导人的疑虑。当朝鲜局势出现危机时，在平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扎哈罗夫曾建议金日成向中国请求援助，并将失去战斗力的部队转移到满洲整编。[92]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会谈时也提出：要朝鲜同志做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以后便于重新进入朝鲜。[93]斯大林还曾直接给北京发电报，通知中国中央：“金日成同志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94]苏联再三提出让北朝鲜政府和有生力量撤到中国东北，并以此为基地实行反攻的建议，这无异于把朝鲜的战火引向中国。中国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出兵朝鲜与美国在朝鲜半岛打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或者让北朝鲜残余部队撤进中国境内，重新整编和装备后再返回朝鲜。显然，选择后者将使美国以追赶北朝鲜败军为名入侵中国东北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大大增强。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不出兵，中美之战仍不可避免，只是这样一来，战场则是在中国境内。使问题复杂化的主要之点在于，一旦美国跨入中国境内，苏联便极有可能派几十万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这样，即使中苏联手打败美国军队，中国也将再次面临一个如何请苏联撤军的麻烦，而且还很可能延迟苏联归还中东铁路及旅顺和大连港的日期。甚至美国情报机构也估计到一旦美国对中国境内采取军事行动，苏联“根据中苏条约将给予适当的军事支援”。[95]而这恰恰就是中国领导人的第三个忧虑。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是不得不出兵朝鲜了。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忽视或抹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援助朝鲜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直接结果是拯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同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从而使得中国的东北有一个友好的邻国。更重要的是，新中国以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建国初期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敢于面对世界头号强国，英勇奋战，致使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也不得不来到谈判桌前。这的确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特别是给许多弱小的国家做出了不畏强权的榜样。但这些都是中国出兵的结果，而本文研究的侧重点，只是说明出兵朝鲜是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被迫做出的决策。
该文是提交1996年1月9～12日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亚洲的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后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刊载时文章题目改为“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并有少量文字修改。
附：有关的俄国档案文献
№00277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访华计划致维辛斯基电
(1950年5月12日)
密码电报。绝密，不得复制。
发自平壤。
致维辛斯基
5月12日，应金日成请求与他和朴宪永会见。在交谈时，金日成通知我，他刚从莫斯科回来便接到李周渊(驻华大使)一封信。他在信中谈到了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见。在此次会见中，讨论了金日成要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周恩来建议正式会晤。毛泽东像是对李周渊提出问题说：打算什么时候统一国家，但未等得到答复，便说，如果你们想在近期对南方发起军事行动，那么，就不要进行正式会晤。在这种情况下应进行非正式来访。
接着，毛泽东又补充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随后金日成告知，由于中央没有授权李周渊会见毛泽东，讨论他(金日成)与毛泽会晤的问题，所以他们决定召回李周渊，同他谈谈并下达有关的指示。
李周渊来到平壤，5月10日便带着有关委托去北京了。
今天，5月12日李周渊报称，他会见了毛泽东，毛同意金日成按原定日期来访。金日成说，他们打算5月13日晨飞往北京，问我给他派来的飞机能否提前准备好。我回答说，飞机已经准备好。
随后，金日成说，他决定同朴宪永一起去中国，与毛泽东会晤的问题，他们未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过，他只同金策(政治局委员)说过此事。
金日成通知我，他们打算同毛泽东大体讨论下列问题：
1、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
2、就签订朝中贸易条约问题交换意见。他想建议在近期内签订贸易条约，而友好条约待全国统一后再签订。
3、向毛泽东通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讨论的若干问题和建立朝鲜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更密切联系的问题。
4、就朝中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若干问题交换意见，例如水丰水电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问题，等等。
随后，金日成请我提建议，在帮助预定的作战行动方面他应向毛泽东提出什么问题。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让他更明确地说明，他缺少什么，中国人能给予他什么样的帮助。这时金日成回答说，他想为从中国调来的使用日式和美式武器的师配备一些弹药以及一定数量的马匹。但是，同总参谋长交谈后得知，他们已有了三个基数的弹药，便决定不再提这些问题了。于是他说，他不再向毛泽东要求援助了，因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他在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足够的援助。
金日成通知我，他已就作战准备问题给总参谋长下达了一切必要的指示，总参谋长已着手起草计划，他希望6月份发起战役，但没有把握他们是否会按期完成。
5月13日当地时间5时20分，金日成和朴宪永飞赴北京。
什特科夫
1950年5月12日
№00315
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致罗申电
(1950年10月1日)
交布尔加宁同志
1950年10月1日3时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
莫斯科在9月16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的意义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1和第2方面军与北部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他们应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四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1和第2方面军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部队并把他们包围起来。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
等候您的答复。
此致
敬礼!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1日
№00322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
(1950年10月8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转金日成
金日成同志!
由于同中国同志协商需数日，复信迟了。10月1日我致电毛泽东，问他能否立刻派出哪怕是五六个中国师去朝鲜，以便朝鲜同志能在这些师掩护下建立预备队。毛泽东拒绝了，推说他不想把苏联拖进战争，中国军队技术装备差，战争会在中国引起很大不满等。我以下面这封信回复他：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1、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2、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3、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4、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10月7日我收到了毛泽东的复信，他表示赞同我信中的基本论点，说他将派出的不是六个而是九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他要求我接见他的代表而且同他们详细商谈。我当然同意接待并同他们讨论给朝鲜军事援助的详细计划。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您应牢牢守住自己的每一块土地，加强对侵朝美军的抵抗，并使用朝鲜人民军突围出来的军事干部来组建预备队。由此同样可以看出，您建议把全部在苏联接受训练的朝鲜同志改学飞行，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同中国同志谈判的进一步情况，下次再通报。
冯西
1950年10月8日
什特科夫同志，请您将此信念给金日成听。他可以当着您的面转抄，但鉴于此信属绝密件，故不要将它交给金日成。
冯西
[1]日本学者中岛岭雄把这类观点归纳为“北京-莫斯科-平壤共谋理论”，并综述了有关的各种看法。参见中岛岭雄：“中苏冲突的起源与朝鲜战争的国际背景”（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载澳大利亚《中国季刊》，1979年第1期。
[2] 1994年7月韩国政府在报纸上公布了金泳三总统从俄国带回来的一些前苏联档案，《中央日报》的编辑手法充分表明了这一观点。另参见韩国高丽大学朴明林1994年的博士论文《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感谢郑仁甲先生向我推荐了这篇论文，并将论文译成中文）。
[3]笔者在最近出版的《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三章中对此做了详细说明。
[4]陈兼：《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中美冲突的形成》（Chian'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纽约1994年版，第109～110页；陈兼：“中苏同盟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The Sino-Soviet Allinian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作者1991年11月提交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的工作报告，第22页。也有文章说这些战士组成了人民军第5师和第6师。见朴明林前引文。
[5]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第744页；朴明林前引文。如此计算，回到朝鲜的士兵共有四万多人。据陈兼访问中国军事史研究者了解的情况，并经查阅档案，至1950年春回国的朝鲜籍战士总数为23000人。见《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第109-110页。（编注：笔者后来又在俄国和中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些关于朝鲜籍战士回国的新材料，与上述说法略有差别。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13～216页。）
[6]凯瑟琳·威瑟斯比：“进攻还是不进攻：斯大林、金日成与战争序幕”（To Attack, or Not to Attack? Stalin, Kim Il Sung, and the Prelude to War），载《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第5期，1995年春季号，第2页；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理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1993年版，第135、328?。（编注：后来笔者查阅了有关的俄国档案原文，在1949年3月5日斯大林与金日成的正式会谈中，没有提到“进攻南朝鲜”的问题。因此，上述谈话可能是秘密进行的。）
[7]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载《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第85页；朴明林前引文。按青石的说法，这次访问中国的人不是金一，而是金日成，但笔者采访师哲得知，来访者确是金一。据师哲回忆，毛泽东与金一谈话很简单，说了几句就把他打发走了。（编注：后来笔者查阅了有关的俄国档案原文，关于金一访问北平的情况，什特科夫根据金日成的通报向维辛斯基报告的内容，与柯瓦廖夫根据毛泽东的通报向斯大林报告的内容明显不同：金日成的通报强调中国表示将在未来的军事斗争中支持和援助朝鲜，而毛泽东的通报则强调中国劝告朝鲜不要立即实行武装统一的计划。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第210～213页。）
[8] 《不确定的伙伴》，第326页。
[9]青石前引文，第86页。
[10] V.彼得洛夫：“毛、斯大林和金日成：新的诠释”（Mao, Stalin, and Kim Il Sung: An Interpretative Essay），载《东北亚研究》，1994年第13卷第2期，第21页。
[11] 《不确定的伙伴》，第130、325页。
[12]不过，师哲的记忆中有一点可能有误，因为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看，直到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访华之前，毛泽东对金日成想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情毫无所知。
[13]编注：关于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是否讨论过朝鲜军事计划的问题，笔者后来又做了进一步考察，特别是与对此问题在俄国进行过专门调查的挪威学者韦斯塔讨论了此事，其结论仍然是否定的，尽管增加了一些细节。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第217～218页。
[14]德·沃尔科格诺夫：“我们应该惧怕吗？”，载《星火》杂志，1993年第26期，第28～29页。
[15]
[16]参见金澈凡编：《朝鲜战争真相：40年后的证据》（The Truth about the Kore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汉城1991版，第106页。
[17]青石前引文，第87～88页。文中将朝鲜大使说成是李相朝，显然有误。（编注：关于这段情节，笔者后来看到了苏联大使向莫斯科报告的档案原件，现将该文献附于文后，以供参考。）
[18]编注：笔者后来看到俄国档案中1950年5月3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在该电报中斯大林只是顺便提到“朝鲜同志来会谈过”。
[19]前苏联外交官员贾丕才和前人民军作战部副部长俞成哲都认为当时金日成与中国关系不好，不可能访问北京。见《不确定的伙伴》，第330页。
[20]郝雨凡和翟志海：“关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决策的历史再考察”（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载《中国季刊》，第121期，1990年3月，第100页；《不确定的伙伴》，第330页。
[21]参见师哲：“抗美援朝时期的秘密外交”，载《法制文萃报》1995年1月5日第6版；凯瑟琳·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载《美国与东北亚关系》杂志，1993年第2卷第4期，第442页；《不确定的伙伴》，第330页。青石前引文，第88～89页。也有材料说金日成5月12日到达北京。清源：“韩战秘密档案的公开”，载《明报月刊》1994年9月号，第68页。
[22]青石前引文，第88页；清源前引文，第68页。冈察洛夫引证一位了解档案材料的前苏联高级外交官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即当金日成告诉毛泽东，斯大林已经重新估价了北朝鲜对南方发动一次成功袭击的可能性时，毛最初还是表现出极大的怀疑态度。（《不确定的伙伴》，第146页。）但此处李相朝似应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
[23]沃尔科格诺夫前引文，第29页。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24]青石前引文，第88页。
[25]青石前引文，第81页；清源前引文，第68页。苏联外交部1966年9月“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在谈到这次秘密会晤时声称，毛泽东否认美国干预的可能性。(见凯瑟琳·威瑟斯比前引文，第442页。)这显然有误。从档案材料看，毛泽东当时不同意金日成发动进攻，其理由之一就是担心美国的干涉。因此，这种说法至少在逻辑上讲不通。
[26]冈察洛夫引证的师哲和雷英夫的回忆也指出，当毛泽东问金日成，如果美国介入，朝鲜是否愿意让中国派部队到中朝边界时，金日成回答说，他将在一个月内取得胜利，美国人在此之前无法部署军队。他拒绝中国派军队到边界，他确信，目前已有的和正在供应的苏联援助已经足够了。见《不确定的伙伴》，第146页。
[27]李海文：“中国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5页。
[28]直到7月初，中国外交部才开始调配驻朝大使馆人员。7月8日，派驻平壤的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等一行才启程赴朝。参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6～40页。
[29] 1950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的一半拨给海军购买装备。4月，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提出急需一批舰艇、飞机和岸炮，并要求苏联在1950年夏，至迟1951年春以前予以提供。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两天，中央军委根据三野的报告，决定再次修改战役计划，增加攻台兵力达十六个军以上。见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载《中国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67～70页。
[30]当时整个东北三省只有已经确定集体转业的第42军在黑龙江开荒生产，另外还有五个独立师、一个公安师担负地方警备任务，全部兵力不足20万人，只占当时中国正规军总兵力的1/27。见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3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1、416页。
[32]周军前引文，第72页。
[33]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第76页。
[34]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第61页。
[35]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76页。
[3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28页。
[37]李海文：“中国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6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77～78页。后因情况变化，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未成立，所辖部队直接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3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国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54、469页。
[40]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80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24页。另有材料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表示出对美国有可能从海上迂回到朝鲜人民军背后实施登陆的担心，并要李相朝速告金日成，部署防止美军登陆的措施。见孙宝升：“毛泽东曾预言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载《军事史林》1990年第5期，第13页。
[41]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4～25页。
[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85页。
[43]徐焰前引书，第20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44]李海文前引文，第86页。
[45]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5页。
[4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84页。
[47] 《不确定的伙伴》，第154页。
[48] 《不确定的伙伴》，第163、153页。
[49]引自笔者1995年5月采访柴成文记录。战后，武亭被金日成镇压，而徐辉则在中国政治避难。
[50]柴成文等前引书，第79页。
[51]凯瑟琳·威瑟斯比前引文，第448～449、453～454页。
[52]凯瑟琳·威瑟斯比前引文，第455～456页。
[53]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493页。
[54]沃尔科格诺夫前引文，第29页。电报的日期没有标明，有材料说该电于10月1日发出。见郝雨凡和翟志海前引文，第105页。
[55]参见《不确定的伙伴》，第174、339页；郝雨凡和翟志海前引文，第105页。（编注：笔者后来查阅了有关的俄国档案，斯大林在收到金日成要求直接军事援助的电报后，于10月7日前总共给毛泽东发过两封要求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现附于文后，以说明情况。）
[56]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
[5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38、539～540页。
[58]编注：笔者后来经考察确认，毛泽东的这封电报由于以下的原因当时并没有发出，不过，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当时确是决心出兵的，只是没有向苏联表明而已。详见后面的论文：《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对中国与俄国材料的比较研究》。
[59]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60] 《彭德怀传》，第401～402页；《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
[61]郝雨凡和翟志海前引文，第105页；清源前引文，第89页。
[62] 《聂荣臻回忆录》，第735页。
[63] 《彭德怀传》，第401～403页。
[64]徐焰前引书，第24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7页。
[6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3～545页。
[66] 10月9日彭德怀召开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特别提出了空军支援问题，彭、高即急电向毛泽东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彭德怀传》，第404页。)毛泽东11日回电：“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8页。)
[67] 《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第177页。
[68]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95～498页；师哲前引文。
[69]参见李海文前引文，第88页；张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载《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第3页。
[70]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载《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9页。
[7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2～553页。
[72] )王亚志前引文，第8～9页。
[73] 《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第201-202页；《彭德怀传》，第405～406页。
[7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6、558～560页。
[75] 《彭德怀传》，第40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4页。
[76] 《彭德怀传》，第406～407页。
[77]朴文洙：“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载《朝鲜观察员》，1994年第25卷第3期，第369～370页。
[78]编注：笔者当时对这段电文的理解有误。经查阅俄国档案原件，斯大林这里讲的“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做出的建议”，应是指10月10～11日与周恩来商定的中国暂时不出兵的决定。
[79]李海文前引文，第88页。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86页。
[80]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02页；熊华源前引文，第86～87页。
[81]熊华源前引文，第85页。
[8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7页。另有著作引证的电文为：“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彭德怀传》，第407页。
[83] 《彭德怀传》，第407页；熊华源前引文，第87页。
[8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8页。一般都认为，中国出兵的时间是10月19日。但据最早赴朝参战的第42军军长吴瑞林回忆，他的部队是在10月17日和19日分两批从辑安渡口入朝鲜的。见董玉荣：“志愿军42军赴朝前后”，载《军事史林》1994年第5期，第10页。
[85]胡乔木在回忆录中说，他参加了历次中央会议，可以证明中国没有“鼓动朝鲜发动战争”，“出兵是迫不得已，非常不情愿的”。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据志愿军政委杜平回忆，作战部队在战前只有一半人对出兵抱积极态度。就在出兵前两天，13兵团几个负责人还联名致电彭德怀，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志愿军就是在这种“忍无可忍，等无可等的情况下”出动的。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1页。
[8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87页。
[87]引自笔者1995年7月采访中国第一批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荣植的记录。
[88]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326页。
[89]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5页。
[90]参见笔者在《朝鲜战争揭秘》第五、六章中的论述。
[91]李海文前引文，第86页。
[92]金澈凡前引书，第107页。
[93]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97页。
[94]徐焰前引书，第22页；约翰·托兰前引书，第250页。
[95]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中译本，第331页。
看过此书的网友也看过了
相关阅读
|
>>热点新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