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欧洲汹涌的赤潮滚滚而来，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开始大声告诫国人：“只能迎，不可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使那些担心中国今天“知识程度”、“经济程度”极幼稚的，也不能不于五里雾中口口声声地说什么“所谓社会政策社会主义者，实夙为吾国之所唱导”。甚至就连北洋军阀皖系政客组织的俱乐部——安福系的头子，也吵吵嚷嚷地要发起什么“社会主义研究会”了。见《李大钊选集》，第110，117页；毛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参见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蔼人：《社会改革与劳工报酬》，《南洋》第4期，1919年8月15日；伧父：《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期。

　　前同盟会员冯自由对当时的这种状况有过一种描述。他说：“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睡眼惺忪”几个字，未必恰当。但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确如瞿秋白所说，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十分清晰”。社会思想“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1920年；《瞿秋白文集》第l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23-25页。

　　中国共产党的形成

　　俄国革命和俄式社会主义的诱惑与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恰好适应了国人对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强烈渴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受到列强各国的欺凌与压迫。推翻满清统治，包括建立共和，都没有能够给中国带来新的契机。恰恰相反，日渐兴起的军阀割据和争权夺利的内讧与战争，反而进一步使中国陷于严重的分裂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北京政府，更不得不依赖于列强而谋生存。而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近邻日本，则抓紧机会向中国下手。它不仅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租借的胶东半岛，而且接连逼迫袁世凯政府和段祺瑞政府与其签订丧权辱国的秘密条约，试图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面对日本政府不断攫取中国权益的严酷现实，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在无法指望北京政府的情况下，不得不指望欧美列强出来主持公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最终取得战胜国资格，再加上美国总统威尔逊高唱民族自决，自然深得国人的欢心。于是乎，“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一时间充斥于报纸杂志之中。当在美国总统主导下的巴黎和会于1919年正式召开之际，充满了美国人必定会为中国人主持公道的幻想的中国众多报刊的记者和社会名流，甚至齐集巴黎，静候和会公正裁判，逼使日本将胶东半岛交还给同为战胜国的中国的喜讯。然而，大大出乎国人意料之外的是，基于列强各国妥协的需要，即使是威尔逊本人，也不能不在和会上放弃了对中国政府这一要求的支持，听任日本继续霸占中国的胶东半岛。消息传来，不仅举国鼓噪，大批青年学生涌上街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而且众多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既不能指望本国政府，又不能指望欧美各国政府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开始另寻救国的道路了。“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一股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热潮，正是众多知识精英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的一种尝试。

　　“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热潮，并没有轻易地把国人引向俄式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脑髓中泛滥起来，其实还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所谓“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学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等，它们并不带有任何革命的色彩。但是，来自俄国革命的影响，或者说是对俄国社会主义某种观念的推崇，却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参与讨论中国社会根本改造出路问题的人们，都不能不承认，当今最具伟力的是“劳工”，最神圣和光荣的是“劳动”。许多人开始宣传：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者，而资本家、官僚、军阀等等，则是可耻的掠夺者。社会所以会存在贫富不均，根本原因“只有‘私有财产私人企业’八个字”。俄、奥、匈、德各国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彻底改革这贫富不平均的革命”，“这种风潮不久一定也要飞奔过来的”。一湖：《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晨报》1919年5月1日。

　　“五四”运动期间，一直不被世人看好，并且一直受到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苏俄政府，已经牢牢地在其欧洲地区站稳了脚跟，并开始向其亚洲方向推进了。为了取得其东方邻国中国的同情与支持，苏俄政府也乘机于7月25日发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的宣言》。它公开宣告：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部进发，不是为了横行霸道，奴役人民，而为了“使人民摆脱外国刺刀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同时也愿意“帮助中国人民”。为此，苏维埃政府愿意“沙皇政府独立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包括无偿交还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放弃庚子赔款；“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店”；放弃领事裁判权，等等。转见李嘉谷：《中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3－47页。但是，该宣言8月26日在苏俄报纸上发表时，被删去了有关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内容。

　　1919年9月，由已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人员主办的《星期评论》杂志，首次向国人披露了这一消息。苏俄政府根本区别于欧美列强政府的这一外交行动，毫无疑问会引发国人对苏俄政府的重视和好感。随着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迅速进入到西伯利亚及其远东地区，它终于可以正式将这一宣言的文本提交给中国的北京政府了。虽然，眼睛盯着协约国政府的北京当局，对此采取了不理睬和不表态的作法，但中国各界却表现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各民众团体纷纷致电苏俄政府表示感谢，不仅认为“俄国此次的举动，是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而且力主承认苏俄，与苏俄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便“与俄国国民提携，致力于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14日。不难看出，苏俄的对华宣言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一举扭转了国人对苏俄革命的恐惧，不少人迅速开始把目光从过去瞩目欧美，转向了苏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