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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作者：沈志华 2007-07-25 04:00
苏俄这时的基本政策是鼓励和支持世界革命，特别是欧洲革命。这是因为，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全世界的范围，至少是在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取得共同胜利，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得到巩固。因此，还在1919年，苏俄就利用革命后所掌握的国家经济和政治资源，在莫斯科成立了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以此来推动欧洲革命。随着苏俄红军的势力进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这时也开始重视亚洲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还在1919年夏，俄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当时就任命威连斯基为外交人员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任命加蓬为副全权代表，给他们的任务是：（1）尽一切可能加剧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2）努力唤醒中国、蒙古、朝鲜各民族广大群众，推动其反对外国资本压迫的解放运动；（3）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帮助其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4）援助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组织。《威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8－39页。据此，威连斯基当年9月即从莫斯科来到伊尔库茨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之后又于1920年2月进一步前往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派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为全权代表，于1920年4月前往中国。维经斯基不仅带来了大量新的宣传材料，出钱资助相关的宣传出版事宜，并且很快通过前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联络起中国南北各地的激进知识分子，发起召开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先后出版了诸如《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几乎与此同时，俄国共产党人也已经开始通过陈独秀等人，着手在中国组织具有共产党性质的组织，并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建立起了一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分支机构。
1920年下半年，随着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在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一个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核心的，由相当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政治团体，并开始了系统地宣传介绍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活动。他们甚至开始按照俄国的方法，帮助工人组织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工人刊物，号召工人们“准备共产革命的运动!”“和资本家阶级开战”，宣称中国不发生社会主义则已，“若能发生，则只有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参见记者：《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劳动者》第2号，1920年10月10日；张赤：《打破现状才能进步》，《劳动界》第6册，1920年9月19日；立达：《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动界》第16册，1920年11月28日；《社会主义底发生的考察和实行条件底讨论与他在中国的感应性及可能性》，《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4号，1921年。对于这些已不满足于新村主义或工读主义等改良主张，开始转向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走上赞同暴力革命的道路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青年毛泽东这时在解释他的这一选择时所说过的，那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0年12月4日，《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8页。《共产党》月刊的作者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在中国干社会革命，除了“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再没有第二个方法”。无懈：《夺取政权》，《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CT：《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
终于，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参与下，以陈独秀为首，联合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长沙等地的56名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苏交涉一波三折
共产党在俄国的胜利，从一开始就遭到欧美日本等国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要想在各国政府的干涉和封锁下生存下去，对外就不能不采取革命和外交的两手策略。对外输出革命，是共产党人基于其革命的意识形态所设计的最可靠，也是最简便的一种成就自身胜利的方式。因为，只要周边国家的工人、士兵或者贫民能够加入到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去，就可能极大地促进共产党人世界革命理想的实现，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苏维埃俄国的敌人，牵制各国政府对苏俄的联合进攻。而采取外交手段，则是借助于通行的国际惯例与国家关系原则，争取合法的外交承认，以阻遏资本主义列强各国结成反苏的统一战线，确保在世界革命的高潮没有到?之前，苏俄能够取得休养生息，甚至是增强国力的必要条件。很显然，随着苏俄红军开始推进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除了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要向中国输出革命以外，苏俄政府也不可避免地要争取取得中国政府的承认，以便使中苏两国具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从而确保中国不会加入到日本对苏俄武装干涉的行列之中去。而因为红军当时还无力与入侵到远东地区的日本交战，俄共（布）中央就想出了一个在远东地区建立“缓冲国”的策略，决心以俄国的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地区、滨海地区、库页岛、堪察加以及中国东北的中东路地区为远东共和国的领土，公开宣称对外独立和对内民主，以区别于共产党独大的苏俄政府，使日本等国再没有武装干涉的口实。
为了达成这一外交目的，1920年5月，刚刚宣告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就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尽快建立互利关系，并建议召开苏俄、远东共和国和中国三方会议，以解决苏俄对华宣言中提出的各项问题。随即，远东共和国政府就派出了以国防部副部长优林为首的代表团来华。此时恰逢苏俄对华宣言广泛传播，各界对苏俄态度热烈，社会主义思潮亦同时兴起之际，再加上日本驻华公使等对优林之行严重抗议，北京政府自身亦不稳固，自然不便承认远东共和国和在北京接待优林使团。6月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指示西北筹边使署，强调现时协约各国对俄正在接洽通商，尚未到与之发生政治关系地步，故不便准其来京，惟可就近接洽商务等不关政治事宜。《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73年，第52页。然而，不到一个月之后，因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直系掌控了政权，再加上日本7月17日也先一步与远东共和国政府接触，并在事实上承认了其地位，因此，7月26日，北京新政府又转而同意优林以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的身份来京。一个月后，优林到达北京，北京政府亦乘机宣告停止自俄国革命以来一直坚持不承认苏俄政府的旧俄使领待遇，前俄国在中国的一切使领馆及其在各地的租界与中东铁路用地等，均应由中国地方当局妥为接管。唯俄国租界及其对俄侨的司法管辖权，因驻京外交团反对，在事实上未能按照原定方案接管。《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第206－208页。
1920年下半年，随着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在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一个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核心的，由相当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政治团体，并开始了系统地宣传介绍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活动。他们甚至开始按照俄国的方法，帮助工人组织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工人刊物，号召工人们“准备共产革命的运动!”“和资本家阶级开战”，宣称中国不发生社会主义则已，“若能发生，则只有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参见记者：《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劳动者》第2号，1920年10月10日；张赤：《打破现状才能进步》，《劳动界》第6册，1920年9月19日；立达：《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动界》第16册，1920年11月28日；《社会主义底发生的考察和实行条件底讨论与他在中国的感应性及可能性》，《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4号，1921年。对于这些已不满足于新村主义或工读主义等改良主张，开始转向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走上赞同暴力革命的道路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青年毛泽东这时在解释他的这一选择时所说过的，那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0年12月4日，《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8页。《共产党》月刊的作者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在中国干社会革命，除了“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再没有第二个方法”。无懈：《夺取政权》，《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CT：《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
终于，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参与下，以陈独秀为首，联合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长沙等地的56名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苏交涉一波三折
共产党在俄国的胜利，从一开始就遭到欧美日本等国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要想在各国政府的干涉和封锁下生存下去，对外就不能不采取革命和外交的两手策略。对外输出革命，是共产党人基于其革命的意识形态所设计的最可靠，也是最简便的一种成就自身胜利的方式。因为，只要周边国家的工人、士兵或者贫民能够加入到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去，就可能极大地促进共产党人世界革命理想的实现，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苏维埃俄国的敌人，牵制各国政府对苏俄的联合进攻。而采取外交手段，则是借助于通行的国际惯例与国家关系原则，争取合法的外交承认，以阻遏资本主义列强各国结成反苏的统一战线，确保在世界革命的高潮没有到?之前，苏俄能够取得休养生息，甚至是增强国力的必要条件。很显然，随着苏俄红军开始推进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除了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要向中国输出革命以外，苏俄政府也不可避免地要争取取得中国政府的承认，以便使中苏两国具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从而确保中国不会加入到日本对苏俄武装干涉的行列之中去。而因为红军当时还无力与入侵到远东地区的日本交战，俄共（布）中央就想出了一个在远东地区建立“缓冲国”的策略，决心以俄国的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地区、滨海地区、库页岛、堪察加以及中国东北的中东路地区为远东共和国的领土，公开宣称对外独立和对内民主，以区别于共产党独大的苏俄政府，使日本等国再没有武装干涉的口实。
为了达成这一外交目的，1920年5月，刚刚宣告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就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尽快建立互利关系，并建议召开苏俄、远东共和国和中国三方会议，以解决苏俄对华宣言中提出的各项问题。随即，远东共和国政府就派出了以国防部副部长优林为首的代表团来华。此时恰逢苏俄对华宣言广泛传播，各界对苏俄态度热烈，社会主义思潮亦同时兴起之际，再加上日本驻华公使等对优林之行严重抗议，北京政府自身亦不稳固，自然不便承认远东共和国和在北京接待优林使团。6月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指示西北筹边使署，强调现时协约各国对俄正在接洽通商，尚未到与之发生政治关系地步，故不便准其来京，惟可就近接洽商务等不关政治事宜。《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73年，第52页。然而，不到一个月之后，因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直系掌控了政权，再加上日本7月17日也先一步与远东共和国政府接触，并在事实上承认了其地位，因此，7月26日，北京新政府又转而同意优林以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的身份来京。一个月后，优林到达北京，北京政府亦乘机宣告停止自俄国革命以来一直坚持不承认苏俄政府的旧俄使领待遇，前俄国在中国的一切使领馆及其在各地的租界与中东铁路用地等，均应由中国地方当局妥为接管。唯俄国租界及其对俄侨的司法管辖权，因驻京外交团反对，在事实上未能按照原定方案接管。《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第206－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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