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革命化的推动力

　　就在苏俄政府开始与中国北京政府谋求外交接触和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几乎同时，俄国共产党及其共产国际也在中国积极物色能够承担掀起反帝运动的民族主义组织和力量。莫斯科把推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视为工作重心，是基于其革命阶段性的理论，即相信在中国这样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第一位的任务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其革命的主要动力，还不可能是已经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业工人阶级，而只能是受到外国资本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莫斯科在广泛接触了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之后，逐渐把这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比较活跃，并且有着长期的革命传统的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视为最主要的争取对象，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国民党自兴中会、同盟会起，就始终坚持革命的方向，并以孙中山为领袖。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主张，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中心问题。但是，由于孙中山的主要活动及其骨干多在海外，他虽然成功地促成了辛亥革命，并成为中国近代共和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又连续依靠其个人的威望推动或领导了二次革命和护法革命等，其革命的过程却总是屡起屡仆，受尽磨难。为了增强其革命成功的把握，特别是阻遏列强各国政府对北京政府的支持，孙中山也通过各种办法试图取得日本、美国等国的帮助，结果也是到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以革命为号召，并且通过革命取得了成功的苏俄政府的诞生，不仅给孙中山带来了希望，而且也促使孙转而向苏联求援。

　　莫斯科与孙中山之间的这种结合，开始于1923年。在此之前，俄共（布）派来中国的代表，如维经斯基等人，都先后会见过孙中山。1920年夏天，在俄国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局该局1920年7月成立，直接隶属于俄共（布），其俄文名称是Центрально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при РКП（б），译成中文即俄国共产华员局。派刘江专程回国到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同他讨论了从新疆、蒙古和华南分三路合击北京政府的军事可能性问题。孙中山明确提出，他将向莫斯科派驻两名代表，他们不久即将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合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部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45页。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团团长和大元帅府参军的李章达，很快被派往苏俄。孙中山要求李章达代表他本人，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于次年，即1921年春季，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进兵中国的新疆，深入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关于李章达前往苏联之事，周谷先生文章中曾有记述称：“俄国革命一起，……孙中山拟派人前往俄国留学，特嘱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李朗如四人学习俄文，还请了一位俄国教师每日到廖仲恺家教他们俄文。只有李章达后来去了俄国学习。”参见周谷：《孙中山早期与俄国革命党人的来往》，《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而1922年夏天，当孙中山再一次遭遇失败退回上海之际，他意外地收到了苏俄全权外交代表越飞的来信，希望同他建立密切的关系。经过共产国际代表，这时也在协助越飞工作的马林等人居中联络，孙中山和越飞在1923年1月26日于上海达成了一项重要文件，即《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同意维持中东路现状，并同意苏军暂时驻扎在外蒙古；越飞则保证：“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中山并“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2页。

　　孙中山这时指望“依赖”苏联援助的是一项结合“长远计划”（包括组建尽可能集中的领导机构和加强国民党党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组织自己的军队，如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等）和“应急计划”（包括迅速提供资金和运送武器到南方帮助国民党夺回广东等）的宏大工程。很显然，俄共（布）中央十分看好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3月8日，莫斯科正式决定同意帮助还从没有自己军队的孙中山，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一支武装力量，同时向孙提供约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并同意为孙中山派遣军政人员充当顾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1923年3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26页。当然，对于这支军队，莫斯科暂时还只能提供8000支日式步枪和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及其相关?军事物资和教练人员。《越飞给马林转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0－171页。为了组建这支新的军队，孙中山还特别派遣他最信任的军事干部蒋介石，组成代表团，于8月中旬动身前往莫斯科具体商谈合作事宜。

　　孙中山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并组建军队的计划，在蒋介石具体汇报了国民党人的具体设想和实际的要求后，很快就被苏联军方否定了。这是因为孙计划分别在外蒙古的库伦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建立两个军事基地。而苏联当局中的许多人这时正试图促成外蒙古的独立，自然不会允许孙中山国民党把库伦当成是自己国家的土地，辟为军事基地，并创建军队。而对乌鲁木齐，苏联政府固然承认其为中国领土，但是孙中山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的提议，却是建立在先在苏联中亚地区建立军队，然后再打回中国境内，占领乌鲁木齐的基础上的。这显然也是苏联军方不可能办到的。因此，苏联方面最终同意的，只是帮助国民党在莫斯科和广州同时训练军事干部。尤其是鉴于广州这时已经夺回，莫斯科相信可以派遣专家和从海上运送装备给国民党人，在广州建立自己的军事学校来培养干部和组建军队。参见卡图诺娃前引书，第23－26页；《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10－312页。然而，俄国人给蒋介石的最重要的建议却是：“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同上引注。

　　蒋介石此行没有达成他最为期待的目标，这明显地使他对苏联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他在回国后不久就明确讲：苏联“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就中国革命而言，“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蒋介石：《与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但是，蒋介石对苏联红军的就近考察，也使他得到很多启发，并坚定了他要创建国民党自己的军队的想法。

　　随着10月上旬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及其部分军事顾问来到孙中山所在的广州地区，苏联与国民党正式开始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合作的过程。正像苏联军事领导人在莫斯科向蒋介石所建议的那样，鲍罗廷到广州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建议孙中山要把政治工作，即建立一个革命的党，并使之成为一个有广泛群众性的全国性政党的工作，放到首要的位置上来。显然，孙中山很信服鲍罗廷的设想和主张，他不仅给了鲍罗廷以国民党组织员的头衔，授权他组织相关人员草拟各种必要的规范党的组织和使命的政策文件，而且开始依照苏联共产党人的经验，全面推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了。当然，随同鲍罗廷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则在孙中山的授权下，也开始着手创办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军事学校——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则被孙中山提名为这个学校的首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