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军事同盟的秘密交涉

　　就在苏联逐渐调整其外交政策的同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也在采取相应的步骤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特别是由于中共南方根据地被一一摧毁，红军已经不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构成重要威胁，蒋介石也不再特别担心苏联利用中国红军来威胁国民党的政权了，因此，1934年秋，即夺取中央苏区的几乎同时，他就试探性地派蒋廷黻作为自己的非正式代表赴苏访问，以了解苏联对他的态度。蒋廷黻口述，谢钟琏译：《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斯托尼亚科夫与蒋廷黻的谈话记录》，1934年10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合译：《苏联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第79号，第210－214页。蒋廷黻此行得到了苏联方面的肯定，莫斯科并且表示出愿意与南京政府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的意愿，故蒋介石对借助于苏联来牵制日本侵华明显地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进入到1935年，蒋介石一直担心的情况出现了。日本军队发动了华北事变，不仅先后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甚至开始威逼国民党和中央军退出平津与河北地区，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试图将华北5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的意图。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蒋介石的高度紧张。

　　7月4日，蒋派孔祥熙秘密拜会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首次提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7月4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18－219页。3个月后，即10月18日晚，因为日本方面进一步提出了要求中方屈从日本旨意的所谓“广田三原则”，蒋介石亲自秘密会见了鲍格莫洛夫，明确提出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秘密军事协定。《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0月19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19－222页。将近两个月后，苏联政府肯定地回答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鲍格莫洛夫的电报》，1935年12月14日；《斯托莫尼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1935年12月28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9页。

　　12月19日，在得知了苏联方面的态度之后，蒋介石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求苏联方面立即安排南京驻苏武官邓文仪与20年代曾来中国帮助过他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进行会面，明确表示希望能够与加伦将军再度共事。《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4－225页。仅两天后，即21日，邓文仪就急急忙忙赶回莫斯科。又过了两天，即圣诞节前夕，蒋即派其亲信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翻译张冲，化名江淮南，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为掩护，转道柏林，准备转往莫斯科，专门负责谈判军事互助协定的问题。

　　但是，蒋介石对于和苏联订立军事互助协定，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他坚持“必须把确定孙文、越飞宣言作为苏中关系的基础”，即是说苏联必须重申他们赞同宣言中关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条款。具体到当前的情况，蒋介石要求苏联必须支持在他的南京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劝告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行动。也正因为如此，蒋首先把邓文仪派回莫斯科，寻找中共代表团就此进行谈判。而让陈立夫等暂时留在柏林，等待谈判的结果再定行止。

　　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从1月13日开始，一直谈到1月23日。双方最终达成了某种妥协，即同意派潘汉年回国，联系并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进行正式谈判，以便寻求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办法。对此，蒋介石也予以同意。然而，就在潘汉年准备动身的前一天，即22日，鲍格莫洛夫与蒋介石就军事协定和共产党问题，进行了一次会谈。鲍格莫洛夫明确转告蒋介石说，苏联政府已经研究过蒋介石关于希望苏联出面帮助劝说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的建议。苏联方面的答复是，国民党如果想要与中共达成统一战线，必须“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当然，苏联同意国共两党可以在莫斯科进行这样的谈判，但苏联不会扮演调停者的角色。《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6年12月22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7页。苏方拒绝出面压迫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态度，让蒋介石颇感沮丧和不安。很显然，他相信，只有苏联出面施压，迫使中共同意放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服从于国民政府，才能确保在未来中苏合作的情况下，不会发生苏联乘机援助中共的情况。苏联拒绝出面调停国共两党关系，意味着苏联方面不愿承担今后只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义务，这难免会给中苏可能形成的军事互助关系埋下隐患。在反复说明自己的理由，却得不到鲍格莫洛夫积极回应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迅速电告邓文仪，要他暂时中止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

　　蒋介石中止了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接触和谈判，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因此，他一面抓紧在国内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与之进行谈判，一面也还在等候苏联方面对他的建议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虽然没有派遣陈立夫马上去苏联商谈军事互助协定的问题，却也没有将陈立夫召回国来。

　　不料，陈立夫经欧洲转赴苏联商谈两国军事互助的消息，这时已经在国民党高层传播开来。一些反对中苏合作，担心因此会影响到既定的剿共方针的少数军政领导人，对此忧心忡忡。湖南军阀何健就是此等人的代表之一。他因此想到了向日本通报这一消息的办法。于是，3月中旬末，日本在上海的报纸，包括日本同盟社，均公开报道了陈立夫秘密赴苏试图签订密约的消息。参见鹿锡俊：《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与陈立夫访苏计划的泄密》，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9月；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198页。而此时又发生了苏联和外蒙古当局公开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消息，中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与苏联结盟的设想，只好被暂时搁在一边。陈立夫等也因此被从欧洲召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