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从“反蒋”到“联蒋”

　　苏联政府既然开始尝试着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接触，并且有意商谈军事互助问题，可想而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共产国际七大刚刚批准的中共中央的“抗日反蒋”方针，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但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尚无电报往来，再加上中共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不够敏感，因此，一直到1936年7月，关于改变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方针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解决。

　　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终于建立起一台大功率的电台，并且发出了第一份给中共代表团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中共中央特别着重报告了他们在这半年时间里成功策反国民党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情况。报告指出，已与张学良约定，一旦得到苏联的同意和帮助，就在西北发动抗日反蒋运动，争取将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结为一体，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鉴于两广事变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亦急于提前发动这一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求共产国际予以批准并提供援助。

　　中共中央的这一计划很快就上报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去了。十分明显，按照这一计划，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到大规模内战的局面中去，莫斯科所希望的举国抗日，以牵制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的目的，将不可能实现。因此，这一计划马上就受到了斯大林等人的否定。7月23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中国的任务，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而是寻找机会，寻找途径和寻找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方法，使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联合起来抗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

　　8月15日，季米特洛夫起草并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电，尖锐批评了继续坚持“抗日反蒋”的做法，明确提出，在中国目前应当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苏区应准备加入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参加全国议会，并在自己的区域内实行民主制度。《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据此，中共中央亦不得不很快修正自己的策略方针。他们很快起草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转而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主要谈判对手，商谈联合抗日的问题。同时，他们召开会议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承认“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日帝与把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9－90页。

　　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策略方针，但它却不能改变蒋介石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必须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统一全国的军事和政治，共产党必须放弃苏维埃革命主张，政权和军队必须改制和改编，接受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领导。而蒋介石的这种条件与共产国际和中共这时的愿望，几乎有天壤之别。好在中共中央对于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有比较实际的估计，因此，他们并没有坚持过高的要求，明确表示愿意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论与行动，红军则准备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同全国军队一同“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代表并愿意参加由国民党人“占主要领导的地位”的“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936年9月22日。而其核心的要求仅仅在于：“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洛、毛关于应迅速争取开始国共主要代表谈判问题致朱、张等电》，1936年11月8日。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杨虎城。

　　不过，莫斯科这个时候却并不那样悲观。不仅如此，他们坚持中共中央必须要坚持较高的要价，以确保党和红军在国共两党妥协中能够保持有利的地位，绝不能屈从于国民党的主导之下。为此，当中共中央汇报了部队在陕北甘北地区极端困难的情况之后，斯大林很快即批准通过外蒙古，向中国红军提供相当数量的军事物资的援助。正是莫斯科的这一援助计划，催生了1936年10月的“宁夏战役”。红军三大主力齐集甘北，准备西渡黄河，北上绥远，直趋外蒙边境，接取苏联援助。

　　战役进行过程中，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跟进过速，红军未能守住渡河点，致使两万多红军渡河后，大部红军滞留河东，被国民党追军围攻，无法实施原定接取计划。再加上很快绥远抗战爆发，经过绥远地区向红军提供援助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莫斯科将运送物资的地点转到了新疆。在这种情况下，留在甘北河东的红军和中共中央就陷于国民党军三面包围之下，不要说发展，就连生存都变得?其困难，不得不考虑通过突围，转去内地，以解决数万人的粮食和过冬被服问题。眼见红军将要离开陕甘，与红军已经有了十分密切的统战关系的张学良，在苦谏蒋介石毫无效果的情况下，联合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破釜沉舟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前来指挥剿共作战的蒋介石及其全部随行人员。

　　西安事变的发生，给国共关系带来了一线新的转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内战危机。中共中央一开始就认识到事变发展的这两种可能性，并确定了争取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但是，在逼蒋抗日的努力接连遭到失败之后，中共中央显然对继续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可能性缺乏足够的信心。事变一开始，它就采取了除蒋的策略，试图“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同时争取蒋之部下及南京英美派等同情事变，以便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进而成立全国的“革命的国防政府”。《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14日。

　　对于西安事变本身，莫斯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确的反对态度。塔斯社的言论，很快就被陕北的中共中央从广播中所得知。尽管他们相信这更多地还是苏联政府对外公开宣传的一种外交手段，但是莫斯科的这种态度还是多少对中共中央进一步策略产生了某种影响。12月18日，在再度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时，中共中央就已经放弃了要求公审蒋介石的主张，而同意保蒋安全和自由了。《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通电》，1936年12月l8日。在第二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多数已经开始认识到，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也是不妥的。见张培森：《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载198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再度收到的季米特洛夫的来电，更进一步印证了莫斯科的观点，那就是，事变除了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造成中国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妨害了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该指示实际形成于国际来电之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26－128页。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全力以赴地配合张学良、杨虎城展开了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和宋美龄的谈判。最终，在双方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这场危机得以成功化解，国共两党也因此再度走向了合作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