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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作者：沈志华 2007-07-25 04:04
抗战爆发之初，莫斯科提供的最醒目的一笔援助是斯大林批准的，用于帮助中共购买武器弹药的50万美元。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在此之后，1938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回国时，又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30万美元。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296－297页。还可以知道的是，1940年2月，斯大林根据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要求，又一次决定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RPSDMH）， 495/74/291而当1941年苏德战争发生后，应中共中央的请求，斯大林再度批准提供了100万美元的援助。《季米特洛夫日记》，第107页。实际上，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其他各种物资帮助，可以说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即使在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以后，这种情况事实上也还在继续着。这种援助固然已大不同于20至30年代中期莫斯科对中共按月提供经费的情况，但它继续在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做《论持久战》报告。
努力从财政上支持中共，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在此期间莫斯科对中共更大的一种扶植，还是在政治方面。在抗战初期，莫斯科从两个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个方面是，面对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形势，务必设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使蒋介石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共产国际执委会书处记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7年10月10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6－27页。另一个方面是，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可以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参见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页。显然，这种方针对共产党人在抗战初期自身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如何既保持自身组织的独立性，又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起到了某种指导性的作用，使中共党内过分重视和依赖国民党，或过分强调自身独立性而不惜与国民党摩擦冲突的倾向，都相应地得到了抑制。
这个时候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还是一种上下级的组织服从关系，中共自身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自主的余地并不很大。这种情况自然也就极大地影响着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组织构成，以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认定的问题。此前在南方根据地时期，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人选，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推荐，最后由莫斯科来决定的。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出现1931年1月初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一手策划和主导下，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算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留苏学生王明等人推上了中央领导岗位。这之后不过半年多时间，鉴于中共中央连遭破坏，共产国际代表更是将六届四中推举的中央政治局再行改造，另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将总书记调换为只有二十几岁的留苏学生博古。直到临时中央被迫退进中央苏区之后，因为没有共产国际另外的指示，偌大的根据地、众多的红军，乃至十几万人的党组织，包括大批年长而成熟的军政领导人，仍旧不能不继续听任少数只懂得一些书本知识的年轻的留苏学生来领导和指挥。尽管在博古中央的领导下，红军作战失利，根据地全部损失，中共高层军政领导人在没有莫斯科的指导和干预的情况下，于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改换了最高领导人，却也只是用另一位年纪略长一些的留苏学生洛甫，来取代了太过年轻的博古。由此不难了解，莫斯科的权威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具有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中共的体制是高度统一和集权的，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内外战争的环境下，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和能力对党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抗战爆发后，莫斯科因为担心中共领导层不能迅速适应如此复杂的政治、战争形势，因而特地把以王明为首，在莫斯科经受了多年政策熏陶的一批高层干部派回国内，让他们在中共中央内部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王明自然很容易取得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拥戴，进而取代洛甫成为新的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然而，就在逐渐显露出来的中共内部权力角逐好像有利于王明等人之际，莫斯科却既没有支持王明，也没有支持洛甫，而是选中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在1938年9月14日，从莫斯科回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说：“?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今后，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转见《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8－142页。
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根据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毛泽东成为中共党最高领导人。这件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转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只不过，让莫斯科意想不到的是，尽管毛泽东努力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试图密切国共两党关系，在战争中不断丧城失地的蒋介石却因为害怕中共趁机做大而坚持不买中共的账，一心想要限制中共及其军队的发展与扩大。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日起，国共两党关系就开始进入到一种持续摩擦和冲突的过程中。季米特洛夫虽然极力劝告毛泽东在此一过程中保持冷静和缓和的态度，但是毛泽东却同样不肯为此牺牲中共已经争得的利益。这种情况很快就使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之间产生了不和谐的气氛。
从1939年底到1940年秋，国共两党之间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和华中敌后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军事摩擦和重大军事冲突。两党关系变得异常紧张。为了彻底解决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犬牙交错，地域不清，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国民党方面想出了划界的办法，并于1940年7月16日以《中央提示案》的方式，要求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之内尽数开赴黄河以北冀察两省区和鲁北晋北一部地区，并限定八路军兵力不得超过3军6师5个补充团和新四军2师，此外不得再有任何名义的武装力量。《中央提示案》，1940年7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27－230页。这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山西、河北、察哈尔、山东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在河南、安徽、江苏几省也建立了敌后根据地，部队数量已经扩大到将近50万人，这远不是冀察两省和鲁北、晋北以及8师5团所能容纳的。因此，中共中央自然不能接受。拖到10月19日，眼见中共不予理睬，国民党方面再度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明令中共军队必须于一个月内开赴指定地区，并从停发一切军饷为要挟。军令部甚至开始拟具《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准备于中共抗命不遵时得以实施军事行动。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做《论持久战》报告。
努力从财政上支持中共，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在此期间莫斯科对中共更大的一种扶植，还是在政治方面。在抗战初期，莫斯科从两个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个方面是，面对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形势，务必设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使蒋介石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共产国际执委会书处记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7年10月10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6－27页。另一个方面是，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可以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参见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页。显然，这种方针对共产党人在抗战初期自身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如何既保持自身组织的独立性，又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起到了某种指导性的作用，使中共党内过分重视和依赖国民党，或过分强调自身独立性而不惜与国民党摩擦冲突的倾向，都相应地得到了抑制。
这个时候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还是一种上下级的组织服从关系，中共自身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自主的余地并不很大。这种情况自然也就极大地影响着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组织构成，以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认定的问题。此前在南方根据地时期，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人选，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推荐，最后由莫斯科来决定的。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出现1931年1月初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一手策划和主导下，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算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留苏学生王明等人推上了中央领导岗位。这之后不过半年多时间，鉴于中共中央连遭破坏，共产国际代表更是将六届四中推举的中央政治局再行改造，另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将总书记调换为只有二十几岁的留苏学生博古。直到临时中央被迫退进中央苏区之后，因为没有共产国际另外的指示，偌大的根据地、众多的红军，乃至十几万人的党组织，包括大批年长而成熟的军政领导人，仍旧不能不继续听任少数只懂得一些书本知识的年轻的留苏学生来领导和指挥。尽管在博古中央的领导下，红军作战失利，根据地全部损失，中共高层军政领导人在没有莫斯科的指导和干预的情况下，于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改换了最高领导人，却也只是用另一位年纪略长一些的留苏学生洛甫，来取代了太过年轻的博古。由此不难了解，莫斯科的权威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具有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中共的体制是高度统一和集权的，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内外战争的环境下，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和能力对党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抗战爆发后，莫斯科因为担心中共领导层不能迅速适应如此复杂的政治、战争形势，因而特地把以王明为首，在莫斯科经受了多年政策熏陶的一批高层干部派回国内，让他们在中共中央内部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王明自然很容易取得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拥戴，进而取代洛甫成为新的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然而，就在逐渐显露出来的中共内部权力角逐好像有利于王明等人之际，莫斯科却既没有支持王明，也没有支持洛甫，而是选中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在1938年9月14日，从莫斯科回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说：“?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今后，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转见《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8－142页。
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根据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毛泽东成为中共党最高领导人。这件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转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只不过，让莫斯科意想不到的是，尽管毛泽东努力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试图密切国共两党关系，在战争中不断丧城失地的蒋介石却因为害怕中共趁机做大而坚持不买中共的账，一心想要限制中共及其军队的发展与扩大。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日起，国共两党关系就开始进入到一种持续摩擦和冲突的过程中。季米特洛夫虽然极力劝告毛泽东在此一过程中保持冷静和缓和的态度，但是毛泽东却同样不肯为此牺牲中共已经争得的利益。这种情况很快就使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之间产生了不和谐的气氛。
从1939年底到1940年秋，国共两党之间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和华中敌后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军事摩擦和重大军事冲突。两党关系变得异常紧张。为了彻底解决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犬牙交错，地域不清，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国民党方面想出了划界的办法，并于1940年7月16日以《中央提示案》的方式，要求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之内尽数开赴黄河以北冀察两省区和鲁北晋北一部地区，并限定八路军兵力不得超过3军6师5个补充团和新四军2师，此外不得再有任何名义的武装力量。《中央提示案》，1940年7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27－230页。这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山西、河北、察哈尔、山东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在河南、安徽、江苏几省也建立了敌后根据地，部队数量已经扩大到将近50万人，这远不是冀察两省和鲁北、晋北以及8师5团所能容纳的。因此，中共中央自然不能接受。拖到10月19日，眼见中共不予理睬，国民党方面再度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明令中共军队必须于一个月内开赴指定地区，并从停发一切军饷为要挟。军令部甚至开始拟具《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准备于中共抗命不遵时得以实施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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