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击盛世才，并给蒋介石制造麻烦，苏联方面在西部战场逐渐转入攻势的情况下，于1943年5月通过决定，推翻盛世才政权，代之以忠于苏联的新疆土著居民代表组成的政府。为此，苏联决定成立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领导下的行动小组，执行此项计划。由于新疆与苏联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两边的居民多半是同一民族，甚至有亲戚关系，因此从事此项工作有着十分便利的条件。再加上苏联在伊宁、迪化、塔城、承化、喀什等地均设有领事馆，便于就近执行此项工作，因此，从1943年夏天开始，“全疆各地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动统治的革命组织有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47页。苏联并且着手为这些新成立的革命组织配合武器弹药，帮助他们组织武装暴动。1944年10月16日，在苏联方面直接组织策划和帮助下，暴动者首先夺取了巩哈县。11月7日，伊宁亦举行大规模暴动，并在12月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到1945年2月，整个伊犁地区几乎全为暴动者所占领。暴动人员并且以苏联人伊万•帕里诺夫为总指挥，按照苏军建制，正式组建了民族军。对于这支军队，苏联方面不仅全面负责提供枪支、大炮、弹药、汽车等武器装备，而且在关键时刻还派苏联红军化装越界，以飞机、重炮和装甲车等重武器，直接参加对国民党军的作战，民族军亦可以随时越境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因此，在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民族军几乎是百战百胜。到1945年7月，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已全部被民族军所占领。9月，民族军更一举夺取了距离迪化仅260余公里的交通枢纽乌苏，并夺取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独山子油矿，从而使国民党军的各种机动车辆全部陷于瘫痪状态，新疆首府迪化成为民族军的囊中之物，几乎已是唾手可得。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0－206页。

　　苏联与国民党关系恶化的同时，它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这时也陷入到历史的最低谷。因为莫斯科要应付来自德国的威胁，尽管1941年1月爆发了皖南事变，中共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莫斯科也还是极力劝阻毛泽东不要采取过激的措施破裂两党关系。由于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没有可能在军事上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作战。再加上1940年秋冬，在八路军总部的坚持下发动了对华北日军的大规模破袭（又称为“百团大战”），战争的结果，日军转而发动了对中共在华北的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作战，导致八路军开始处于相当困难的局面。这就更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强硬态度来对付蒋介石了。但是，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地加深了毛泽东对莫斯科的不信任感和疏离感，他对莫斯科的指示自然也开始逐渐抱以将信将疑的态度了。

　　在这种情况下，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顾不暇的局面，也就成为双方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契机了。

　　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很快就要求中共中央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帮助苏联。比如出动兵力牵制日本军队向北平、张家口、包头一线集结等等。对此，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八路军目前只能做战略的配合，不能做战术的配合。八路军的基本方针，仍然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的、亦不消极的熬时间的游击战争，具体行动上只能通过破袭战和情报战的方式来帮助苏联。毛泽东请周恩来转告对此颇为焦虑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称：“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尤其是步枪子弹等于至宝，因我们每枪平均只有20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炸药亦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转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360－361页。

　　毛泽东对保卫苏联的这种消极态度，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莫斯科的强烈不满。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也心知肚明。因此，苏德战争刚刚爆发不过3个月时间，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首先召开会议，名为讨论“九一八”事变之后党、红军和根据地失败的历史原因，实则把矛头指向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与宠信的曾留学苏联的领导人。这场历史大讨论的结果，迅速使王明、博古等人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尽管王明一度抓住季米特洛夫10月7日不满毛泽东对保卫苏联消极态度的来电，大做文章，批评毛在统战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由于毛泽东身居领袖地位，并且通过历史大讨论进一步确立了其正确的形象，因此，王明的反击只能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陷入到更加不利的境地之中。

　　对王明、博古等人历史错误的检讨和批评，使共产国际的威信降低到历史最低点。这样一来，?斯科就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轻易地从组织上干涉中共中央的内部事务了。当然，毛泽东很清楚，仅仅在中央高层内部将党内的“国际派”置于被批判的地位还不够，因为绝大多数党的干部，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民出身的普通党员，对那些在莫斯科受过专业训练，熟读马列，“言必称希腊（苏联）”的留苏学生出身的党的领导人，仍旧或多或少充满了敬畏感。如果不能使全党改变这种心态，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必须要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仍旧不可能真正树立起来。因此，进入到1942年，毛泽东很快就发起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其用意很清楚，就是要向全党灌输一种思想，即要使全党相信，只有毛泽东的思想，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本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正确权威。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一年之后，由于苏联急需美英帮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及适应战后大国合作战略的需要，为了向美英各国证明自己与各国共产党毫无关系，斯大林于1943年5月21日解散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解散，彻底终止了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必须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的历史，也更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政治正确性。毛公开指出：共产国际所以解散，就是因为它已经“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作为各国革命统一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的存在，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使自己更加民族化。《中国共产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告》，《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没有共产国际的束缚，中共的整风运动进行得更加顺利。但是，随着整风运动造成的思想批判的浪潮，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党内同志之间的相互怀疑与不信任。这种情况终于导致了由社会部主导的，带有“逼供信”性质的审干运动，使大批党员干部无端地受到整肃。尽管共产国际已经宣告解散，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还是亲自致电毛泽东，对中共的这种做法委婉地提出了批评。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还可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