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苏联力劝国共和谈的做法，中共中央在8月22日有过一种估计。它告诉全党称：“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训练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次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理解苏联的做法。他指出，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苏联与美英等国家之间明显地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分歧，但是大战刚过，不能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苏联在中国如助我，美必助蒋，结果大战必然要爆发，世界和平即不能取得。因此，苏美之间已确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正如苏联在欧洲可以援助保加利亚却不能援助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希腊一样，中国关内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因此，苏联不帮助我们可能比帮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转见杨奎松前引书，第399－400页。

　　毛泽东的上述判断，应当是准确的。早在1944年，斯大林就与丘吉尔就欧洲战后美英与苏联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了一个所谓“百分比协定”。规定苏联可以对近邻的东欧国家，包括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等施以影响，而苏联则承认包括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在内的欧洲其他地方的国家属于美英的势力范围。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苏联援助保加利亚共产党却不援助希腊共产党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对于不在自己势力范围以内的共产党力量，斯大林这时的基本策略是要求他们“走法国式的道路”，即放弃武装，转入和平的议会斗争。法国在战争结束时，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民兵占据着优势的力量，但因为英美只承认戴高乐将军组建的政府，因此苏联方面坚持法共必须与之合作。在苏联方面的力推之下，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出面发表广播并发出指示，要求法共领导下的武装按照戴高乐政府的要求编入正规军，并把各地的权力交给戴高乐指派的地方官员。这样做的结果是，法共在1945年10月的选举中成为了第一大党，并且有4名成员加入到政府之中担任部长。转见张月明、姜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第四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37页。斯大林对这种情况非常满意，至少在这个时候，他相信，这不仅可以维持战后国际和平局面，而且可以用来交换美英对苏联主控东欧各国的支持。

　　很显然，斯大林相信，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国也应该照此办理。即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的东北地区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的中国其他地区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只需要确保它势力范围以内的权益，决不在长城以内制造麻烦；美国也不要把手伸到长城以外来。为了取得美国的合作，斯大林不希望看到长城以内的国共两党发生内战，主张按照美国人的意愿支持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统一的中国政府。他出面劝告毛泽东停止武装斗争，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和平，随后赞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中国直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但自己不参加，也不同意把长城以外的中国东北列入调处范围之中，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由此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干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重庆和谈才得以顺利举行。只不过，毛泽东不是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中国也不同于欧洲可以沿着长城截然分为两部。毛泽东去了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但是他不仅坚持不同意放弃自己的军队和由共产党掌管的根据地，并且要求有权接收长城内外更多的地区。因此，重庆谈判并没有按照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按照法国的模式，在中国开启一扇和平的大门。

　　中共夺取东北与苏联的帮助

　　1945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开始来到中国，调处国共两党关系。由于有美国的压力和苏联的支持，国共两党很快达成妥协，在关内实现了停战，并且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包括宪章和整军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的决议案。1946年初，中国呈现出一种和平民主的新气象，大有成就和平前途的可能。但事实上，由于蒋介石坚持按照中苏条约，只有国民政府军队有权进入关外东北地区接收主权，不承认已经先期进入到东北的中共军队的存在，使得国共两党1月10日正式达成的停战协定不包括东北在内，这就使关内的停战与和平也不免成为一纸画饼。

　　苏联支持中国关内由美国主导实现和平，其前提是美国不得染指关外事务。但是，苏联从一开始就遇到两大难题。一是中共与苏联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使苏军无法拒绝帮助中共。还在苏军占领东北后不久，中共在关内的军队就已经利用苏军对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同情和需要中国军队帮助维持秩序，开始陆续进入到东北地区，并且派人赴延安，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赴东北，以便就近联络。二是美国并不承认雅尔塔协定有过关于美国不得进入东北地区的任何规定，坚持东北必须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不仅如此，原本并无在中国作战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战争结束后一个月，突然以帮助遣返日军俘虏的名义，在靠近东北地区的华北沿海地区大批登陆，进而更直接帮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挺进。这种情况不能不使苏军高度紧张，因此急忙联络中共代表，要求中共在最短时间内，不惜放弃关内各根据地，集中主力到关外去，以便在苏军帮助下阻止美蒋军队进入东北。中共中央因此很快组织了十几万军队赶赴东北，很快就在东北建立起来一支数量庞大的军事力量。这种情况已经使国共内战扩展到了东北地区。

　　国民政府在1945年9月初就已经任命熊式辉为主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和以杜聿明为司令的东北保安司令部，着手接收东北主权。并且还将东北分为九省，分别任命了九省的省主席和哈尔滨、大连两市的市长。但是，由于美军9月下旬在中国华北大批登陆，中苏之间围绕着东北接收问题的交涉迅速复杂化起来。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共进入东北的军队全面封锁了陆海空进入东北的各个通道。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冒着破裂与苏联关系的危险，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并转而向美国政府状告苏联违约；《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告苏联违反条约东北行营移至山海关已危及中国主权完整电》，1945年11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48－149页。同时命令国民党军全力向中共军队防守的山海关进攻，力求以武力打通进入东北的陆路交通。

　　苏军原定12月1日从中国东北撤退完毕。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拒绝继续接收，使苏联在外交上一时陷于困境。因此，苏军为应付外交和撤军的需要，不得不一度做出让步，表示愿意延缓撤军一至两个月，承诺等到中央军开到并足以维持秩序后，苏军再行引退。为此，苏军很快逼迫已经进入到各大城市中的中共军队退出30里外，以免再被国民党方面抓住把柄。据此，苏联方面与国民政府再度达成协议，苏军撤退的最后期限，将延期到1946年2月1日。之后，东北行营很快于12月22日接收了长春，于27日接收了沈阳，于1946年元旦接收了哈尔滨，于1月间先后接收了辽北、松江和嫩江各省。国民党军也迅速攻克山海关，进而夺取了绥中、兴城、锦西，于1945年11月26日进占锦州，于1946年1月12日接防新民，于1月15日开入沈阳铁西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