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9日晨，正是“五四”运动进入高潮之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突然不辞而别，离京出走。蔡元培临走前留下一个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当日，北大学生得知消息后，召集代表会议，议决致函教育总长傅增湘，要求“万勿允准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晚8时，北大教职员开全体会，作出“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的决议，推举李大钊、马叙伦、马寅初等8人为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

　　后人对此事的理解大多通过蒋梦麟的《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和许德珩的《回忆五四运动》，蔡元培先生早年就是同盟会的元老，一直以积极参加社会革命著称，在“五四”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为何“打了退堂鼓”了呢？原因是，蔡元培一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辛亥革命后，曾到法国组织无政府主义组织，回国任北大校长之后，也以“不党主义”著称。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自由经济体，社会各个细胞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学校要做学校的教育事业，政府要负起政府的执政责任。

　　“杀君马者道旁儿。”语出《白虎通义》，意思是马跑得很快，路边的看客不停地称赞，马主就不停地加速，结果把马累死了。正如鲁迅所言，在中国，鼓掌会鼓死人的，是谓“捧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