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有很多的全国第一，或者说，有很多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温州人所干的许多事在当时是非法的，甚至受到严厉打击，多年后的今天，有些做法已经在全国通行，有些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正式法律的承认，比如第一个民间资金建机场，第一个收取机场建设费，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第一个建农民城，第一个领取个体工商执照，第一个辞职下海的公务员，第一个包飞机，第一个搞垃圾发电，申请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这么多的奇迹，竟然诞生在温州，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80年代之前只有死（水）路一条的地方，人平耕地不足4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前进的第一步，领跑者中都有温州人的身影。

　　温州经济现象令全国瞩目，被某些经济学家和新闻界人士称为“温州模式”。我花了大量的时间采访、研究与温州有关的人和事，就是想解答为什么是温州，同时对温州模式进行一次新的探索。

　　在地图上看，温州距离台湾很近，历史地位又不像厦门那般高、受重点保护，为此，在1949年后想当长的时间内温州是作为战略防御地来对待的。台湾当局历年向内地派遣特务、发动攻击，温州是一重要攻击点。当时国家制定了一个“引狼入室、关门打狗”的方案，温州就是留着让“狗”来钻的“洞”。既然是“狗洞”，自然不能投入太多的钱来建设。否则，一阵炮火全都灰飞烟灭，太不值了。同处浙江，宁波和温州在行政级别上是相同的，但在此前获得的投入上却是天渊之别，国家对宁波一年的投入便相当于对温州30年的投入。由于国家的投入少，当地的经济发展起来自然迟缓。这样，生活质量上差劲不用说，就业压力重是最为突出的矛盾，僧多粥少，连领导人的子女也没辙。当地人很早就认识到：除了改变自己，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早年间，温州外出经商的主要是手艺人，他们所经营的项目，一般都是理发、照相、弹棉花、补鞋、缝纫、修理日用品等。除了弹棉花需要带一张弓、缝纫需要一台缝纫机之外，其余的都属于简单工具手艺，照相的仅仅只需要一部相机，理发的仅仅只需要一只理发箱，而补鞋也只需要一担挑子。本钱少不说，若遇到有关方面干涉，他们随时可以走人。

　　温州人从事手工艺也是有明确分工的。一般来说，永嘉桥头镇外出经商者大都以弹棉花为主，泰顺人外出大都是搞理发，乐清人则是出外补皮鞋、做缝纫，温州市区的人外出大都是照相、修锁、补碗或者补面盆等。后来，温州各县镇形成小商品市场时，相互间并不重复，便与最初这些人从事着不同行业有着一定的关联。

　　一时间，“自由经济”如火如荼，温州人差不多都在外四处流窜，投机倒把，他们常常被当地公安机关或其他执法机构当成社会不良分子遣送回乡。

　　当时有个年轻人，名叫陈瓯江，温州市区人，搞推销的，专门跑贵州云南一条线，认识的人都叫他“云南通”。1977年，那时社会上流传“要看资本主义就看温州”，政府要狠刹温州的资本主义妖风，他就被作为典型抓起来了，以“投机倒把获不正当利益4万元”为理由受到最严厉的处理。

　　还有一位叫廖冒畴，一个厂的厂长。这个厂原本是个集体工厂，国家没一分钱投资，也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无非挂了集体的名。但厂里的利润什么的，除了按国家规定工资之外他们都无名无分。心理不平衡，他就自己搞了个厂子，生产同类产品，结果被抓住，与陈瓯江同时受到最严厉的处理。

　　那些年，投机倒把、倒买倒卖是犯罪，是要被判刑的，并不是什么新闻，全国各地，因为做转手贸易被法办的人很多。据笔者有限的经验所知，当时处理这类投机倒把分子，充其量也就是判个三五年，若是判六七年刑期已经属于超级的严厉。因此，看到温州因投机倒把罪杀人时我还是颇为震惊。当时温州新换了一任市委书记，此人来自外省，对温州当地的情况完全不了解，来之后便积极推行极“左”的那一套。当时温州的外出营商人员已相当可观，在新书记看来，投机倒把在温州已经成为一颗巨大的“毒瘤”，仅仅抓几个人判几年刑无法刹住这股歪风。他也确实被陈瓯江的4万元“吓”坏了，便拿定主意要重拳出击。据说当时被枪毙的一共有8个人，市里为此举行了万人公判大会，台上还有好几十个陪绑的。

　　然而，震慑并没有起到效果，前仆后继，温州人仍然不断地往外跑，仍然在全国各地“投机倒把”，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竟出现了10万推销大军。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人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干这件事？难道温州人真的不怕死？显然不是。如果不搞“投机倒把”，他们就得挨饿，挨饿同样是要死人的。既然免不了一死，那么就别无选择了。温州人深受植根当地‘义利并重’的永嘉学派的影响，百折不挠，审时度势，具有特别发达的经济脑袋。正是这些，使温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先撬动中国经济杠杆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