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说，之所以喜欢温州，就因为这个地方的人活得真实。那么对比之下，莫不是说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活得不真实。温州人给自己有一个定位，便是耕读传家。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定位。他们讲究的是物质粮食第一，精神粮食第二。只有物质丰富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精神需要。身处低位，心态就会很好。温州人站得低，在夹缝里求生存，想不低都不成。

　　有一年，受一场多年不遇的台风袭击，浙江的大部分地区都受灾了。别的地方受灾群众都在苦苦等待救援。可救灾款下来需要时间，这种等待显得漫长和痛苦。温州也受灾了，而且是重灾区。温州人不等待，自己行动了起来，开始自救。有人说温州人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事政府肯定会出面的，你已经自救了，到时候救灾款肯定给你拨得最少。然而如果不是靠自己，温州直到今天还可能是全国经济最落后地区；他们靠自己靠出了甜头，靠出了境界。

　　人有性格，城市也有性格。温州的性格是什么？就是从古至今从来不曾进入主流引起的自卑。自卑不一定自弃，许多时候自卑可成为一种动力，形成排山倒海的力量。而尽管成功，一些自卑引发的气量狭小、缺乏大将之风也是难免的，多少有点暴发户心理。但总体来说，温州人是很实在的，他们并不讳言自己过去的一切，绝对不遮遮掩掩，比如过去的穷日子，比如走私等等。温州人不避讳过去，也可以说是一种荣誉心理。

　　1949年之后，温州的头上一直压着三座大山：上海、杭州和宁波。

　　上海是直辖市，和温州完全不搭界，怎么就和温州扯上了？说起来，上海是一艘航空母舰，温州在当时只不一只小舢舨，原本是根本扯不上关系的。可穷人有穷心理，总希望攀上几个富亲戚，一来面子上有光，二来也可以沾点油星。当年温州是实实在在的穷，如果要抱谁的大腿，相对方便的应该是杭州和宁波。然而，温州的交通状况使其无法和杭州及宁波亲近。

　　关于交通，温州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次，浙江省省长到温州考察，可长长的车队来到温州境内被瓯江给挡住了。没办法，瓯江上没有大桥，车队无法通过，省长也不得不通过汽车轮渡。但汽车轮渡的班次很少，几十分钟才有一趟。那天更是特别，排队过渡的车辆很多，省长被堵在了渡口。秘书立即给温州市委打电话，要求他们赶紧交通管制。温州市委书记答应说：“好，我立即去办。”立即去办也需要一个时间，就这样，让省长苦等了3个小时。省长见到市委书记的第一句话便是“走遍天下路，难过温州渡”。市委书记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即将一个集资建桥方案递给省长。省长现场体会了建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当场签字。事后有人说，这一切是温州市委市政府的计谋，是有意摆了这么一道。我在这里引用这个例子，仅仅想说明一点，当年的温州交通状况极其落后。

　　温州那时有两条沙石铺成的省级公路，一条通往浙江省会杭州，另一条通往福建省会福州。不过，通往杭州的那条，要过轮渡，还经历无数的坑坑洼洼，十几个小时下来，人颠簸得连肠子都吐出来；另一条路要绕山而行，心脏有问题的人肯定不敢坐车。相比而言，海路是最便捷的，温州通向外界的主要通道便是前往上海的轮船，因此温州和上海的心理距离最近。在那时的温州人眼里，上海是天堂，有中国最好的自行车、最好的手表、最好的缝纫机、最好的布、最好的糖、最好的皮鞋……总之，上海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无可匹敌。

　　上海是老大哥，自然就有派头，他们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尤其是温州人。为什么？温州人被视为把上海搞乱了的罪魁祸首。

　　举个例子，大家都到上海购物，去上一趟，连肥皂也要带一大堆回去，如此一来，岂不是搞乱了上海的供应？于是，上海想了一个对付外地人的办法，印发了一种“上海专用券”，某些物品你有钱买不到，有全国粮票也买不到，还得用“上海专用券”。其他地方的人知难而退，我不买还不成吗？温州人不同，别人想不到的他们能想到，别人不敢干的他们敢干。你不是要“上海专用券”吗？我花钱去买。最初他们买到这种券还只是用于购物，后来发现这个市场很大，便开始倒买倒卖——从上海人手中买来，加价转手卖给其他外地人。

　　由此，温州人受到启发，知道只要是国家统一核发、市面又特别紧缺的票证就一定有市场。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开始在上海倒卖票证，诸如上海粮票、上海布票、永久自行车票、棉花票、肥皂票、糖果票、烟酒票等等。到了后来，不仅外地人从温州人手中购买这类票证，上海人也不得不求助于温州人——某家儿子结婚，布票、粮票、油票、糖票、烟酒票等肯定不够用，那就找温州人去，准没错。

　　这样说，是不是在上海的温州人都在倒卖票证？当然不是。但温州人群体十分特殊，他们之间是相通的。如果你找温州人买票证，随便找到一个，他自己即使不干这种营生，找老乡一打听，定然也可以找到卖主。

　　本来，这些票是上面发下来的，是无价的；而一旦不得不掏钱买的时候，它就成为有价的了。自己是上海人，还得向温州人购买这类票券，这口气能顺吗？温州人在上海结了帮成了派，不仅控制了上海的票证买卖，渐渐地也控制了其他一些买卖。所以，上海人恨温州人，又离不开温州人。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温州人开始搞走私，“扬眉吐气”了一回。那段时间，上海的风气为之一变，都以认识温州人为荣。那些走私品便宜、耐用，填补了内地的空白，许多东西是内地人闻所未闻的。比如内地产的钢丝带录音机，又大又笨，一台需要四五百元；走私来的录音机，收录放三位一体，单喇叭的一百元左右，俩喇叭的二百左右，四喇叭的也才只有三四百。当然，一旦通过地下渠道进入上海市场，价钱又高了；最好的办法便是托温州人从当地购买，然后带过来。此时，上海人对温州人的态度变了，既爱又恨，还多少有点巴结。爱嘛，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自然就爱了，谁有温州关系当时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也是一件很实惠的事。恨嘛，不必说，温州人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了上海人呀。走私货严重冲击了上海货市场，让上海货不值钱了，上海人的生活贬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