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源曾将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总结为四个阶段：“对着干”、“开着干（公开）”、“放着干”、“扶着干”。

　　所谓“对着干”，指的是个体户们和政府对着干、偷着干。上面一再打击投机倒把，可做生意的人是越打越多，越打越有经验，越打越有经济实力。像医生治病，第一次没有将病根除，第二次、第三次也没有根除，结果疾病因子产生了抗药性，药失效了。短短几年，私营经济已经占据了温州经济的主流，在别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私营经济充分发挥了两大特点，一是蚂蚁啃骨头，一是农村包围城市。

　　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放松了，可以公开干了。柳市八大王便处于“对着干”和“开着干”两者之间。这个时期十分特殊，政策出现几度反复可想而知，毕竟在干着一件之前从未有过的事，要求全社会尤其是领导层彻底改变观念。

　　第三个阶段是“放着干”，放手让私营老板们干。这个时期是袁芳烈开端的。他发现自己前一阶段的做法是错误的，因此来了个彻底改变，一切放手，只要你能想到的办法在他那里都得到通过，甚至一些看上去可能违法的探索试验。此前谈到的几件大事，诸如金乡镇信用社的陈礼铨搞浮动利率，龙港镇陈定模搞土地改革、钱库镇方培林搞私人钱庄，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也正是这一阶段，温州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太放了，出现了大量的假货，整个市场给搞乱了。由此，政府意识到完全放也不行，交了“学费”之后，改变思路，有组织地引导企业，此时开始进入“扶着干”时期。刘大源认为，今天温州的一线企业都是在政府扶持下起来的，属于政府扶持的典型。

　　在这一时期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温州的新任市委书记董朝才。

　　袁芳烈矫枉过正，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的做法既给温州经济带来了巨大活力，也引发一些问题。历史地看，这些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难以避免的，但上面有些人不这样认为，觉得这是失控，责任应由袁芳烈承担。于是，1985年底董朝才赴温州上任，接替袁芳烈。

　　董朝才是浙江金华江山县人，1932年出生，先后在粮站、江山财政局工作，1977年担任江山县委副书记，1983年任金华地委书记。1984年，董朝才曾带领地区及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到温州考察学习。那时温州城乡经济的活力给他极大的震撼，便想将温州的经验带回去，将金华搞成第二个温州。虽然雄心勃勃，功效却不是太明显，他心里还一直都在嘀咕，同样的方法，为什么在温州就行，在金华就不行？有时间一定要再去温州，对当地经济进行一番详细调查。1985年10月，他在杭州西子宾馆参加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一天下午，省委书记王芳找他谈话，讲温州在浙江省的重要地位，讲温州经济存在的问题等，整整讲了大半个下午。最初董朝才十分疑惑，省委书记干吗对他这个金华地委书记讲温州的事？是不是找错了对象？后来渐渐明白了，省委是要调他去温州，也得到确认。

　　据分析，袁芳烈初到温州，虽然大刀阔斧有效地抑制了温州的“资本主义倾向”，却也因此导致了温州经济的快速滑坡。于是有人概念地认定袁芳烈在温州没有干好。至于后来袁芳烈改弦更张，和温州当地干部以及那些新起的“资本家”们“同流合污”了，又引发了一些人的警惕。有领导提出，袁芳烈是山东人。浙江的情况和山东不同，温州又和浙江其他地区完全不同。袁芳烈会不会因为不了解浙江尤其是温州的情况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许，调一位知道根底的去领导，情况会好起来。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浙江省省委对于温州所发生的一切，一方面是惊喜，另一方面是忧虑，难以准确界定温州经济发展所出现的一切是对还是错。当然，无可否认，温州也确实出了很多问题，比如前面提到信用社负责人违规操作导致破产以及抬会失控等。

　　到达温州后，董朝才将省委领导的话以及自己当初对温州的好印象，全部抛到了脑后。他决定等自己详细调查了解之后再作判断。

　　董朝才上任伊始，并不像袁芳烈那样大刀阔斧，而是用很长时间深入到最基层进行调研。后来谈及此事，董朝才掩饰不住激动，他说：“我是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可我不能不正视现实，不能不认真考虑：为什么几十年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仅仅几年工夫就让人家民营企业超过了？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秘密？”

　　董朝才非同一般，他用长达几个月时间进行调研，然后又用几个月时间写了一份极其详尽的《温州考察报告》。他已经明白了一个事实，温州经济之所以如此有活力，恰恰因为这里的经济主流是民营经济，是私有经济。他又联系考察广东的一些感受，广东经济为什么出现了迅猛发展？和温州一样，他们同样是私有经济的比重在迅速增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能将这种观点和盘托出，只能含糊其辞地说：“一种经济形式占支配地位，当然要达到一定的比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经济形式非要达到比重上占多数的地步不可。”他这句话指的就是国有经济形式。这也就是说，董朝才此时已经站在了温州这边，站在了“资本主义”这边。这位市委书记的屁股坐“错”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