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非”:陈定模在这三个字上建一座城(1)
温州人:策划中国 作者:黄晓阳 2007-07-30 10:06
谈温州经济乃至中国改革开放有一个不可越过的人物,叫陈定模。
坦率地说,采访之前,仅凭相关资料介绍,我所得到的印象是:此人是一个聪明且胆大的农民。相谈之后,得到的是另一个印象:此人书读得虽然不多(指学历上),却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尤其对于马列主义著作,倒背如流,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亲民情绪和实用哲学。对于马列著作的认识如此之深,并且如此活学活用的,在我认识的人当中,陈定模是第一人。
陈定模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1939年出生于苍南县钱库镇陈家堡村。当时,苍南没有独立建县,还属于平阳县。钱库是平阳县内较大的一个集镇,相对其他地方来说还算富裕。陈定模8岁那年,父亲去世,家境变得困难,这样陈定模读到初一便被迫辍学了。
1955年,陈定模参加了工作,先后在供销社、新华书店等做过,后来又进了工厂;1977年被调到平阳县委宣传部任党委委员、理论组组长。乡下穷亲戚找到他,问:“现在,你当官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哪一年才能吃饱饭?”一句话问得陈定模哑口无言、黯然神伤:是啊,解放都已经几十年了,我们老百姓为什么还不能吃饱饭?他带着这个问题下乡调查,发现根本症结在路线。他困惑了,难道中央一再强调的这个路线竟是错误的?带着疑问,他开始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列著作,最后发现,当时的许多搞法并不是马列主义的原意,是被修正了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一阶段,日后他成了马列主义的专家,谈起理论来一套一套的。
1978年冬种时,县里组织了工作队到第一线指导冬种,陈定模是其中一个小组的负责人。他带着工作组摸了一下情况,发现耕地并不多,但冬种的速度却奇慢无比。陈定模是农民出身,知根知底,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为什么会是这样?仔细了解之后,他方才明白:反正种好种坏,与自己关系不大,最终的结果都是吃不饱饭。农民们因此出勤不出力,干活磨洋工,原本一天能干完的活干上三五天也完不成。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陈定模想到一个办法:将冬种面积和产量挂钩,包给农民,提出“谁种归谁收,年终以产量考核”。正是这个办法将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之后每个人都担心种少了,年终自己的分配少了,短短几天时间,冬种提前完成。
按这种方案执行,受损失最大的是农村干部。他们常年只作指挥,并不亲手干活,真论干活,他们不行。一旦实行谁种谁收,种得最少也一定会收得最少的,便是他们。于是,这些干部跑到区里告状,说陈定模分田单干。区委书记找陈定模了解情况(还不敢说是谈话,陈定模是县里的干部,行政上也和他平级)。谈话一开始,陈定模便掌握了主动权,他向区委书记说明,并没有分田单干,只不过是承包给了农民,地还是集体的,将来打出了粮食也一样是集体的。最有说服力的是,他的冬种任务早已完成,可其他人蹲点的村直到冬种过去仍然有相当多的土地荒着。陈定模还为自己的做法找到了马列主义著作上的理论依据。区委书记口才不如他,对于马列著作的学习更是远远落后于他,最后只好沉默了。
1980年,陈定模被正式任命为钱库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钱库区是他的家乡,在当时平阳县算是富裕地区了,可本质上仍然极度贫困,全区9个公社141个大队近17万人,每年需要返销粮300多万公斤,平均每人每年吃国家返销粮约18斤。
现在,陈定模成了一方父母官、党政一把手,如果他想实行什么改革,有条件也有可能。到底怎样干,才能让农民兄弟吃饱饭?此时他心里没有底。
正式履职之前,他背起背包去乡下走了很多地方,向农民们讨教。几乎所有人都说:“你真的想让我们吃饱饭?”他说:“自然是真的。”农民说:“那好,你把地分给我们,我们自己种,就是饿死了也不怨共产党。”
回来后,陈定模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实际上,在整个温州,长期以来都存在包产到户的情况,有些生产队暗中将田分了,农民们的积极性很好,纷纷用缸泡谷种,准备下种。地委为此开了专门会议,一定要刹住“包产到户”的“资产阶级歪风”,并且要求组织工作组,亲临一线。工作组将那些谷种搜出来,予以集体销毁。陈定模下乡调查的时候,钱库区也驻扎着工作组,毁了不少种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陈定模从学习马列著作找缘由:这是因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无法适应,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陈定模认真仔细地将三中全会公报读了一遍又一遍,最终他明白了:当今的社会要实施的是改革,怎样才算是改革?那就是打破一切固有的模式,改变原有的法度。后来他说出了一句极为著名的话:“一切改革都是从变法开始的。”
实行集体所有制无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已经成为阻碍,改革的任务就是要疏导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想明白这一点,陈定模心里透亮起来。他在区委例会上谈了自己的想法,提出两条承包方案。这次会议开得很不成功,会上支持他的区委干部只有一个人,最后他不得不强硬地说:“县委让我来当书记兼区长,就是要我来总负责。这件事,我的决心已定。我只有一个原则,说一千道一万,田地不能荒。”
他又召开了一次全区干部会议,参与会议的是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共有1000多人。会议开了5天,集中讨论的也只有一个问题:田地一亩都不准荒。
坦率地说,采访之前,仅凭相关资料介绍,我所得到的印象是:此人是一个聪明且胆大的农民。相谈之后,得到的是另一个印象:此人书读得虽然不多(指学历上),却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尤其对于马列主义著作,倒背如流,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亲民情绪和实用哲学。对于马列著作的认识如此之深,并且如此活学活用的,在我认识的人当中,陈定模是第一人。
陈定模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1939年出生于苍南县钱库镇陈家堡村。当时,苍南没有独立建县,还属于平阳县。钱库是平阳县内较大的一个集镇,相对其他地方来说还算富裕。陈定模8岁那年,父亲去世,家境变得困难,这样陈定模读到初一便被迫辍学了。
1955年,陈定模参加了工作,先后在供销社、新华书店等做过,后来又进了工厂;1977年被调到平阳县委宣传部任党委委员、理论组组长。乡下穷亲戚找到他,问:“现在,你当官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哪一年才能吃饱饭?”一句话问得陈定模哑口无言、黯然神伤:是啊,解放都已经几十年了,我们老百姓为什么还不能吃饱饭?他带着这个问题下乡调查,发现根本症结在路线。他困惑了,难道中央一再强调的这个路线竟是错误的?带着疑问,他开始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列著作,最后发现,当时的许多搞法并不是马列主义的原意,是被修正了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一阶段,日后他成了马列主义的专家,谈起理论来一套一套的。
1978年冬种时,县里组织了工作队到第一线指导冬种,陈定模是其中一个小组的负责人。他带着工作组摸了一下情况,发现耕地并不多,但冬种的速度却奇慢无比。陈定模是农民出身,知根知底,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为什么会是这样?仔细了解之后,他方才明白:反正种好种坏,与自己关系不大,最终的结果都是吃不饱饭。农民们因此出勤不出力,干活磨洋工,原本一天能干完的活干上三五天也完不成。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陈定模想到一个办法:将冬种面积和产量挂钩,包给农民,提出“谁种归谁收,年终以产量考核”。正是这个办法将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之后每个人都担心种少了,年终自己的分配少了,短短几天时间,冬种提前完成。
按这种方案执行,受损失最大的是农村干部。他们常年只作指挥,并不亲手干活,真论干活,他们不行。一旦实行谁种谁收,种得最少也一定会收得最少的,便是他们。于是,这些干部跑到区里告状,说陈定模分田单干。区委书记找陈定模了解情况(还不敢说是谈话,陈定模是县里的干部,行政上也和他平级)。谈话一开始,陈定模便掌握了主动权,他向区委书记说明,并没有分田单干,只不过是承包给了农民,地还是集体的,将来打出了粮食也一样是集体的。最有说服力的是,他的冬种任务早已完成,可其他人蹲点的村直到冬种过去仍然有相当多的土地荒着。陈定模还为自己的做法找到了马列主义著作上的理论依据。区委书记口才不如他,对于马列著作的学习更是远远落后于他,最后只好沉默了。
1980年,陈定模被正式任命为钱库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钱库区是他的家乡,在当时平阳县算是富裕地区了,可本质上仍然极度贫困,全区9个公社141个大队近17万人,每年需要返销粮300多万公斤,平均每人每年吃国家返销粮约18斤。
现在,陈定模成了一方父母官、党政一把手,如果他想实行什么改革,有条件也有可能。到底怎样干,才能让农民兄弟吃饱饭?此时他心里没有底。
正式履职之前,他背起背包去乡下走了很多地方,向农民们讨教。几乎所有人都说:“你真的想让我们吃饱饭?”他说:“自然是真的。”农民说:“那好,你把地分给我们,我们自己种,就是饿死了也不怨共产党。”
回来后,陈定模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实际上,在整个温州,长期以来都存在包产到户的情况,有些生产队暗中将田分了,农民们的积极性很好,纷纷用缸泡谷种,准备下种。地委为此开了专门会议,一定要刹住“包产到户”的“资产阶级歪风”,并且要求组织工作组,亲临一线。工作组将那些谷种搜出来,予以集体销毁。陈定模下乡调查的时候,钱库区也驻扎着工作组,毁了不少种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陈定模从学习马列著作找缘由:这是因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无法适应,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陈定模认真仔细地将三中全会公报读了一遍又一遍,最终他明白了:当今的社会要实施的是改革,怎样才算是改革?那就是打破一切固有的模式,改变原有的法度。后来他说出了一句极为著名的话:“一切改革都是从变法开始的。”
实行集体所有制无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已经成为阻碍,改革的任务就是要疏导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想明白这一点,陈定模心里透亮起来。他在区委例会上谈了自己的想法,提出两条承包方案。这次会议开得很不成功,会上支持他的区委干部只有一个人,最后他不得不强硬地说:“县委让我来当书记兼区长,就是要我来总负责。这件事,我的决心已定。我只有一个原则,说一千道一万,田地不能荒。”
他又召开了一次全区干部会议,参与会议的是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共有1000多人。会议开了5天,集中讨论的也只有一个问题:田地一亩都不准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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