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龙港镇全体成员到齐了，陈定模主持召开了龙港镇第一次干部会议。会上，陈定模说，既然我们这9个人走到了一起，就是一个团体。从现在起，我们的命运便和龙港相连。回应他的是沉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陈定模再有本事，也不可能靠这借来的3000元建起一个镇吧？开了几个小时的会，陈定模没有听到一条建设性意见。既然如此，陈定模便拿定了主意，一切我自己来考虑，等我考虑好了你们去做就是了。

　　能考虑什么？关键是两个字，一个是“钱”字，一个是“人”字。一连几天，陈定模呆在招待所足不出户，脑子里思考的就是这两个问题：怎样弄到这笔建镇的钱？怎样吸引别人到龙港来？想来想去，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即如何将人吸引来。如果有人来了，自然就会带钱来。问题在于，这样一个荒滩靠什么吸引外来投资？设身处地想一想，那些外商要到一个地方投资，这个地方必须具备几大要素：第一，丰富的自然资源；第二，便利的交通；第三，低廉的人力资源；第四，优惠的政策。四大条件中，陈定模能够提供的只是第四条，而这在没人没钱没项目的情况下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几番划拉，陈定模的心中便只剩下一类人，那就是发了财的乡下人。他长期在农村工作，对于农民的需求是最清楚的。80年代初，对于全中国的农民来说，获得城市户口是重于一切的大事。

　　想到这一点，陈定模的心中突然亮堂起来。以前国家对户口有严格的控制，只存在两种户口，一种是城镇户口，一种是农村户口；这时有了新的政策，允许一部分农民进城，办理自理粮户口——承认你是城镇居民，但不供应粮食。在今天来看，这种户口没有意义（后来实际上是自行取消了），可在当时，办成了自理粮户口却是了不得的喜事。

　　陈定模想：我这儿既然是一个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然就是有城镇户口；假如所有迁来龙港的人一律解决自理粮户口，上级大概也不会责怪自己破坏政策吧？这项政策一旦出台，周围的农民肯定积极会涌进龙港。问题是农民涌进来之后怎么办？每家每户搭一个破棚户？那还是一个镇吗？岂不成了难民营？看来，仅有政策还不行，还必须提高农民进城的门槛。

　　不如让这些进城的农民自己盖房子建街道。你想进城，我就划一块地给你。农村的宅基地在当时是无偿的，可在我这里不行，你必须拿出一笔钱来，也就是将龙港的土地划成小块卖给农民。

　　将土地和自理粮户口捆绑在一起卖，这是陈定模的创举。想到这一点之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在龙港镇已经成功了一半。

　　然而谁都清楚，土地是国有资产，出售土地是违法的，弄不好是要杀头的。冷静下来之后，陈定模又隐约记起曾看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土地的论述，于是又找来相关著作细读，发现马克思引用过威廉•佩蒂的一句话：“土地是财富之母”。又查到恩格斯说过一句：“地租，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

　　陈定模心花怒放：现状是没有很好地利用土地的价值，这显然违背了价值规律。目前龙港镇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属于谁？属于国家，属于代表国家掌管这片土地的镇政府。直到此时，陈定模的思考才变得清晰起来。他的决定是将土地划成块，分租给进城的农民，并且一次性从他们手里收取“地租”。那么，地租到底收多少？这事又将他给难住了，全中国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土地价格没有参考系数。他仔细计算了一下建成龙港镇需要多少钱，然后除以可供出让的土地面积，得出的数目便是地租价格。此外，在这个数目上加一个基数，作为建设配套费用以及物价可变系数。

　　大政方针确定之后，陈定模想到，还得有一个详细的建设规划，否则，数以万计的农民涌进来，整个龙港便乱了。哪里是路，哪里是桥，哪里是学校是医院，都必须事先规划好。陈定模拿来一张大纸，在这张纸上划了一个井字型——这就是未来的龙港镇主要街道雏形，4条大道，每条大道宽40米。

　　县里虽说一分钱没给，但提出了一个由各镇支持龙港建设的概念性提案。陈定模将这个提案具体化了，提出金乡、钱库、宜山、灵溪4个镇每个镇帮龙港镇建一条街。

　　方案拿到县里，遭到了反对。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温州市都没有40米宽的街道，你陈定模却要建这么宽的街道？拿人家的钱不当钱？中国的首都北京有几条40米宽的街道？你一个小小的龙港镇一下子要建4条？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深圳，结果不过10年时间便不得不将一条又一条街道加以拓宽。

　　建宽广街道的计划虽然未能实施，但陈定模的总体方案还是得到了批准。方案一通过，陈定模便放开手干起来，先找自己熟悉的、那些富裕起来的农民。他们一听说可以进城，根本不在乎出那点钱，在当时的条件下拿出几万元买一个自理粮户口也是乐意的。

　　有?第一笔钱进账，陈定模发起了一波广告攻势。他在《温州日报》上大登广告，又建立起4个宣传队分赴全市12个区镇进行宣传。

　　到1984年8月底，申请到龙港落户的农民便多达2000余户，农民们提着大包的现金排队交钱，他们最担心的是政策变了，失去了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