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浙江省会，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国家投入的重点。宁波是浙江的老二，离杭州距离很近，工业基础好，又是计划单列城市，交通便利，国家对宁波一年的投入等于对温州投入30年的总和。温州能不被压着吗？

　　温州人不采取实用主义，就没法生存。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什么人？是一无所有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富人怕打仗，一场仗下来，自己半辈子的心血就付之东流。穷人怕吗？他们也怕，可一旦没有路走，就已经没有什么可怕了。一个人明知是死，肯定会最后一搏，也最没有顾忌，有什么好担心的？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朱元璋起兵造反依靠的是这类人，他们没有退路，也就有了革命的彻底性。黄金荣、杜月笙等在上海滩名动一时，手下的黑帮兄弟多达数万，那都是些什么人？难道全都是地痞流氓？不是，绝大多数是赤贫市民。

　　不是说温州人胆子大吗？他们胆子大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好怕的。沿海壁垒一除，走私迅速成风，并且刮遍全国。第一波走私大潮的起点是潮汕和温州。潮汕和温州都有地缘优势，潮汕靠近香港，温州靠近台湾。与温州隔海相望的一些岛屿，由于两岸的人都可以在上面自由活动，便成了走私犯的交易所。参与走私的多半是当地的渔民，他们利用渔船将走私品弄进来，在沿海的乐清、苍南两县的一些渔村里上岸，然后偷运到镇上去兜售。这两个县一些邻海的乡镇便成了走私品的集散地。最初，这种走私行为可能是自发的、散兵游勇的，由于走私品大受欢迎，迅速打开了市场，渐渐形成了走私团伙，开始了公司化操作，有专门的队伍走私，也有专门的班子销售。

　　有关温州走私，白晖华在《其实你不懂温州人》一书中提到两个观点，我认为很不准确。书中说温州走私的持续时间其实只有一年多，也就是1980年前后，又说“当广东、海南等地开始走私汽车时，温州的走私市场已经绝迹。因为那时温州人已经可以公开地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弄潮了。走私毕竟是要受打击的，温州人不会笨到一条黑道走到底”。

　　显然，温州参与走私不止一年。走私风大约从1977年前后开始，到1978年盛行，直到1982年前后余风仍然强劲。如果说走私最疯狂的时候只有一年多，大概比较准确。而所谓“最疯狂”一定要有一个界定，即所有渔民均放弃了自己的正业，参与走私。白先生认为温州人不再走私，是因为“觉悟”了，因为有了市场经济。这样说，实在太抬举温州人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利可图的生意，就一定有人做。某一种生意绝迹了，绝对不会因为他们学习什么提高了觉悟，而是因为市场消失了、不在了。不是温州的走私消失了，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某些产品的走私市场消失了。

　　全国走私高潮时，走私品的名类虽多，却非常集中，主要有电器、手表等生活用品。电器类的主打产品是三洋牌收录机，后来发展到电视机、电冰箱已经属于大件了。手表有两类，一是电子表，一是全自动的机械表。电子表的品牌很多，价格也极便宜，十几元便能买到一块。全自动机械表以东方表为主。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手表是上海牌手表，每块120元，一个普通工人需要省吃俭用好几年才能买得起一块。可走私东方表的售价只有60元，性能比上海表好，外观更漂亮，还不用每天上发条。

　　几年后，录音机潮流过去了，市场渐趋饱和，加上国内正通过正当渠道进口以及自行生产，相比而言，走私的成本要高得多。于是，收录机从走私市场上消失了。其他的走私品，像化纤布、折叠伞之类，太容易生产了，这个市场也消失了。走私表似乎还有一定市场，可人们也渐渐发现走私表中有很多是假货。走私最依赖的因素便是市场，市场一旦消失，走私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的走私市场仍然存在，而且很大，但品类选择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此时最为紧俏的有两大类，一是家用电器如电视机、电冰箱等，另一类是汽车类，这不是一些小渔船就能完成的，必须用大的集装箱运输。

　　早期走私的都是小件物品，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一旦走私品的货件过大，唯一的办法便是利用海运船只的马力和海运距离的便捷。此外，还要考虑上岸后的公路运输条件。像温州这种地方，每走几百米就是一条河，又没有桥，需要摆渡，弄一个大集装箱肯定会被发现。温州就是因为不符合上述条件最终被走私团伙抛弃的，后来走私汽车高峰的时候为什么集中到了山东，连广东都被放弃了，也是交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