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钱存入银行是人生第一大蠢事(2)

策划中国 作者:黄晓阳 2007-07-30 10:11

  对于这类信用社的建立,国家控制是相当严格的。有关部委出台了一些政策,同意在农村试办农民基金会,并将这类基金会的审批权交给了农委以及体改办等机构。如此一来,农委和体改办便炙手可热起来,每天都有大批的人员汇聚在这里以求批创办基金会的相关手续。在全国范围内,这类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合作基金会1991年存款总额约为100亿元,1992年为165亿元,1994年则跃升到454亿元,1996年达到1083亿元。这些资金虽然由诸多小型基金会组织控制,但总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某些银行。

  温州的民间游资巨大,其热度更是超过了其他地区。当时的温州农村出现了大量以金融服务为名目的民间金融机构,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金融服务社、民融服务社、资金调剂服务社、经济服务部、融资办事处等共33家,总资产达20亿元。其中较为著名的几家存款金额一度超过1亿元,股东权益逾千万。某间服务社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国家允许办分点的话,我搞几个亿出来都有可能。与此相比,一般农村信用社只有四五千万元的规模,被远远落在后面。

  温州民营金融企业之所以发展迅速有其深层原因。最早那些享受了改革成果的人并不完全相信国家的政策能够持续,最大的心理负担是怕露富,无论是银行还是信用社均属于国营机构,自己的钱一旦存入这些地方,等于告诉国家自己有了多少钱,如果某一天来个彻底清算就麻烦了。国家金融机构官本位,手续繁杂,常常吃拿卡要;民营金融与之相比显得机制灵活,服务也到位,彼此间有着良好的信誉。民营金融机构对于周边情况十分熟悉,就像方培林那样,甚至清楚谁家里2万元钱有4个小时的闲置。

  一间乡村基金会的财务报表显示:基金会股东20多人,经营人员12人,股本金200多万元。不论多少还款都以3个月为一期限,若需要还可以续贷。1993年该基金会平均存款总额为2560万元,贷款总额为2300万元;199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3800万元和3650万元;1998年分别为5700万元和5400万元。

  这其中,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为了追求更多的存款,利用各种办法揽储,同时为了提高资金运转的速度以及产生更大的利润,贷款的尺度越来越宽,造成的坏账呆账迅速增加。

  金融业的盈利能力总有个极限,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有极限,竞争却没有极限。当用于融通的资金达到饱和,社会难以承载如此之多的融资游动时,这些资金的盈利能力便出现停滞。问题在于,金融机构仍在运转,必须吸引更多的资金以保持原有的势头。不进则退,他们如果不保持这种运转,就会被别人打败。于是,大量的资金在机构里积压,放贷不出去,也就不可能产生利润。要命的是,他们还得为这些积压的资金支付巨额利息。临界点很快到来,盈利开始逆转,亏损出现了。

  这种情形就像一个人陷进了沼泽里:你不挣扎吧,肯定是等死,所以你必须挣扎;然而,你越挣扎下陷的速度越快,陷得自然就越深。

  风风火火搞了几年后,问题出现了。许多这类金融机构无法承担高额利息,尤其是揽到了存款无法及时放贷,造成了资金周转困难,不得不用存款资金来付息,亏损日甚一日。

  在温州,这类事件可能更为突出。连续几年发生民营融资机构财务危机,导致储户挤提,许多经营者知道自己无力回天,干脆将资金席卷一空,逃之夭夭。2000年初,温州第一家私人控股的信用社——东风信用社老板苏方中潜逃,以涉嫌非法接受公众存款罪以及诈骗罪被温州市警方通缉。据悉,苏方中非法向民众吸取存款1.84亿元用于投资建造深圳市中南大厦。该大厦尚未完工,而苏方中的资金链已经断裂。

  对任何一项政策,设计者都应该充分考虑可能的负面影响。信用社以及农村基金会的设计者,看上去也确实考虑到了可能的负面影响,比如对私人股份的占有率以及机构接受私人存款等问题都有明确规定。可是,他们并没有想到,中国社会人口众多并且复杂,如果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限制,笼统的条文易被钻空子,使得事情迅速走向反面。

  多年以前,民间便已经存在一种集资方式,俗称“抬会”、“排会”或者“来会”。具体做法是找几个参与者,每人每月拿出一笔钱,如参加者10人,每人出资10元,将其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这个人当月便可以掌握100元,10个月轮一圈。一般10元钱在手,立即便花光了;有了100元或许就可以做点事,比如做点小生意或者购置点大件物品。但这种方式对于温州生意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做生意需要流动资金的量比较大,许多时候不得不去借高利贷。因为有利,便有人在上面打主意,改革之后的抬会不再是将每月的会钱集中交给某个人,而是参加者集体负责,统一放贷。放贷之时便收取息金,等期限到时再由贷款者返还本金。于是,抬会便发展成了一种融资方式,对于参会者来说便是一种合股投资方式了。有些人或许不适合做生意,又不想将钱存入银行,抬会的出现,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投资渠道,其在民间受到的欢迎也就可以想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抬会在温州十分盛行,当时许多私营老板的贷款方式主要靠抬会,最多的一次竟然可以贷到1000万元。可见参与民间抬会的人数之多、资金量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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