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王”摔倒,崛起了温州(5)
当时他在柳市镇读中学,成了红卫兵,整天带着一帮同学上街破四旧。柳市太小,前后两条青石板街,弯弯曲曲的几条里弄,一些破破败败的木板房子。多少年来,当地人的日子过得很苦,整个温州市的经济都不理想,红卫兵们抄来抄去,也没有找到几件可以算是四旧的东西。一个多月后,小将们再没有兴趣了。九月学校不再开学,小将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些什么。恰在此时,报上有消息说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看到这则消息,郑元忠心潮澎湃,当即决定去北京。他也清楚,自己年龄太小,就这么跑去北京,家人不会同意,因此他将一些同学召到一起,组成进京团。
这是郑元忠一生中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他率领18人要去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些人身上都没带多少钱。最初他想乘船去上海,再从上海去北京。可温州这种地方,中央的政策还没有落实下来,乘船必须买票,他们还是被钱愁住了。
这件事难不倒郑元忠,他和同学们一商量,就算是走也要走到北京去。他们像解放军一样野营拉练,从温州去宁波,再从宁波乘火车去北京。
从柳市到宁波路途600里,第一次出远门的郑元忠竟然将这支队伍带到了。在宁波,几经努力他们又乘着一辆运煤货车到了天津。此时还没有红卫兵接待站,他们无法乘坐免费列车,找人打听了一下,得知从天津到北京300里。郑元忠立即作出一个决定:步行。既然从柳市到宁波600里都走了,这300里又算得了什么?
一个15岁的孩子带着18个同学没有花一分钱从温州到了北京,还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这件事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这段经历对于郑元忠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显示出了他超卓的领导才能,磨炼了意志,让他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只要努力就一定能获得成功。此后,生产队或者大队有什么事都会找他来负责,虽然小小年纪,郑元忠已经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物。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生产队组织了一个副业队,外出为集体捞外快,大量的富余劳力总希望找到活计。队里也曾派别人带队出去过,结果都不太满意,最后想到了让郑元忠领头。郑元忠带着一帮人走湖北上江西,修过铁路,挖过矿山,为生产队捞到了钱,他的地位也迅速提升。
郑元忠开始从事电器产品生产是在1975年,先后创办了柳市无线电元件厂、柳市五金制品厂、乐清象阳电器胶木配件厂等多家工厂。这些厂名字叫得好听,实际都是一些地下工厂或者家庭作坊,但每间厂都能赚到不少钱。1982年时,郑元忠所办的厂年产值已经超过百万。在柳市,当时的首富据说是胡金林,郑元忠大概属于“二富”,仅次于胡金林。当时郑元忠毕竟年轻,有了钱后多少有些头脑发热,加上他是一个好学之人,从中央文件以及各级报纸上看到一再强调政策不再改变。因此他也就没有了顾虑,开始建房、买车。建房是在1981年,设计的是四连间的三层楼,总造价5万多元。此外,刘大源买了摩托车之后,郑元忠也买了。当时的整个柳市万元户成堆,可摩托车仅有三辆。
1982年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时郑元忠并不在八大王之列,尽管很多介绍郑元忠的文字都说他是八大王中的“机电大王”。可以肯定的是,郑元忠受到了打击,并因此逃亡,然后坐牢。
由于郑元忠在当时还不算顶级人物,工作组只是将他带到柳市工商所,要他交代问题。郑元忠年轻气盛,惯于学习,自认对中央的政策精神吃得很透,在工作组他据理力争,说:“我没有违规,一切都是按规矩办的。我出差都是凭县局级介绍信,去外地联系推销业务甲乙双方也都签有合同,合同也都是经公社企业办公室批准同意,再经县企业局审批的,产品出运证书也由县物质局审查原料来源后,方可办理发货手续,发货后凭运单和合同先上缴税费和管理费,再开票。一切都是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为什么突然成了投机倒把了呢?”专案组成员猛地一拍桌子,大声斥道:“你这是狡辩!我告诉你,你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你犯罪的程度有多重你自己心里清楚,杀头都够了!”
郑元忠就是郑元忠,的确够性格,他猛地站起身道:“说我是投机倒把,那么,整个柳市镇办厂的有四五千家,搞推销的有近万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抓这些人,为什么单单拿我开刀?再说,邓小平不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我先富起来了,是听了邓小平的话,听了党的话,合法经营,勤劳致富。你们别在这里吓唬我,对党的政策我比你们还清楚,这个官司我不怕打,就算是打到中央我都奉陪。”
双方针锋相对了一阵,工作组几个人竟然说不过一个郑元忠,异常恼怒,扔下狠话:“你好好想清楚,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郑元忠被一个人扔在了审讯室里。郑元忠想,风向看来是真变了,中央都下了一号文件了,自己还能有什么侥幸?以前,有人劝他做事别太张扬,只要风向一变,肯定枪打出头鸟。那时他还不信,现在他信了。温州曾因投机倒把杀过人,工作组的人又说他只有死路一条,枪毙都够,留下来,可能真的是死路吧。
人到了死亡的边缘都想挣扎一下,过了好一刻,他身子终于不抖了,力量也恢复了,便站起来,向四周看了看——也不知怎么回事,工作组竟然没有派人看守。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他从工商所溜了出来,一闪身转入一条小窄巷,快速回到家里取了七八千元钱,来不及和家人打招呼,便逃走了。
这是郑元忠一生中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他率领18人要去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些人身上都没带多少钱。最初他想乘船去上海,再从上海去北京。可温州这种地方,中央的政策还没有落实下来,乘船必须买票,他们还是被钱愁住了。
这件事难不倒郑元忠,他和同学们一商量,就算是走也要走到北京去。他们像解放军一样野营拉练,从温州去宁波,再从宁波乘火车去北京。
从柳市到宁波路途600里,第一次出远门的郑元忠竟然将这支队伍带到了。在宁波,几经努力他们又乘着一辆运煤货车到了天津。此时还没有红卫兵接待站,他们无法乘坐免费列车,找人打听了一下,得知从天津到北京300里。郑元忠立即作出一个决定:步行。既然从柳市到宁波600里都走了,这300里又算得了什么?
一个15岁的孩子带着18个同学没有花一分钱从温州到了北京,还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这件事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这段经历对于郑元忠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显示出了他超卓的领导才能,磨炼了意志,让他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只要努力就一定能获得成功。此后,生产队或者大队有什么事都会找他来负责,虽然小小年纪,郑元忠已经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物。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生产队组织了一个副业队,外出为集体捞外快,大量的富余劳力总希望找到活计。队里也曾派别人带队出去过,结果都不太满意,最后想到了让郑元忠领头。郑元忠带着一帮人走湖北上江西,修过铁路,挖过矿山,为生产队捞到了钱,他的地位也迅速提升。
郑元忠开始从事电器产品生产是在1975年,先后创办了柳市无线电元件厂、柳市五金制品厂、乐清象阳电器胶木配件厂等多家工厂。这些厂名字叫得好听,实际都是一些地下工厂或者家庭作坊,但每间厂都能赚到不少钱。1982年时,郑元忠所办的厂年产值已经超过百万。在柳市,当时的首富据说是胡金林,郑元忠大概属于“二富”,仅次于胡金林。当时郑元忠毕竟年轻,有了钱后多少有些头脑发热,加上他是一个好学之人,从中央文件以及各级报纸上看到一再强调政策不再改变。因此他也就没有了顾虑,开始建房、买车。建房是在1981年,设计的是四连间的三层楼,总造价5万多元。此外,刘大源买了摩托车之后,郑元忠也买了。当时的整个柳市万元户成堆,可摩托车仅有三辆。
1982年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时郑元忠并不在八大王之列,尽管很多介绍郑元忠的文字都说他是八大王中的“机电大王”。可以肯定的是,郑元忠受到了打击,并因此逃亡,然后坐牢。
由于郑元忠在当时还不算顶级人物,工作组只是将他带到柳市工商所,要他交代问题。郑元忠年轻气盛,惯于学习,自认对中央的政策精神吃得很透,在工作组他据理力争,说:“我没有违规,一切都是按规矩办的。我出差都是凭县局级介绍信,去外地联系推销业务甲乙双方也都签有合同,合同也都是经公社企业办公室批准同意,再经县企业局审批的,产品出运证书也由县物质局审查原料来源后,方可办理发货手续,发货后凭运单和合同先上缴税费和管理费,再开票。一切都是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为什么突然成了投机倒把了呢?”专案组成员猛地一拍桌子,大声斥道:“你这是狡辩!我告诉你,你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你犯罪的程度有多重你自己心里清楚,杀头都够了!”
郑元忠就是郑元忠,的确够性格,他猛地站起身道:“说我是投机倒把,那么,整个柳市镇办厂的有四五千家,搞推销的有近万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抓这些人,为什么单单拿我开刀?再说,邓小平不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我先富起来了,是听了邓小平的话,听了党的话,合法经营,勤劳致富。你们别在这里吓唬我,对党的政策我比你们还清楚,这个官司我不怕打,就算是打到中央我都奉陪。”
双方针锋相对了一阵,工作组几个人竟然说不过一个郑元忠,异常恼怒,扔下狠话:“你好好想清楚,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郑元忠被一个人扔在了审讯室里。郑元忠想,风向看来是真变了,中央都下了一号文件了,自己还能有什么侥幸?以前,有人劝他做事别太张扬,只要风向一变,肯定枪打出头鸟。那时他还不信,现在他信了。温州曾因投机倒把杀过人,工作组的人又说他只有死路一条,枪毙都够,留下来,可能真的是死路吧。
人到了死亡的边缘都想挣扎一下,过了好一刻,他身子终于不抖了,力量也恢复了,便站起来,向四周看了看——也不知怎么回事,工作组竟然没有派人看守。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他从工商所溜了出来,一闪身转入一条小窄巷,快速回到家里取了七八千元钱,来不及和家人打招呼,便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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