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家后，他才考虑去向：工作组知道他逃走了，肯定会四处堵截，走陆路是最不安全的。温州的水网丰富，走水路，工作组大概没有那么多人去查堵。于是他乘船逃到了台州市海岛县，找到一个朋友的家藏住了。次日，他悄悄给家里打个电话，一方面了解情况，二来将自己出逃的消息告诉家人。家人告诉他，凌晨时工作组带人带枪包围了他家，是来逮捕他的，下一步可能要通缉。家人嘱咐他有多远逃多远，别回来了。

　　逃亡的日子不好过，身上带的钱用光了。算一算，一段整整20个月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在以后的任何时刻想起来都会心惊肉跳、不寒而栗。郑元忠实在无法忍受了，决定悄悄溜回去看看，探听一下消息，再弄点钱出来。

　　回到家，郑元忠整天呆在房子里，门都不敢出，窗户也不敢开。即使如此，他的行踪还是被人发现了，1983年10月20日晚上，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包围了郑元忠家，翻墙而入，将他从床上拖起来，戴上了手铐。第二天中午，郑元忠被五花大绑着押送乐清县城。临行前，办案人员有意在镇上绕了一圈，游街示众，引得万人观睹。

　　郑元忠被关进了乐清县看守所。在那个原设计只住18人、实际关了33人的小房子里，郑元忠倔强地认定自己是被冤枉的，他所做的一切均符合中央政策。是中央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中央鼓励支持发展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他所从事的一切业务也都得到了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查和批准。

　　监号里没有笔，他托人带进了几支圆珠笔芯，用纸卷着，在通铺上写信，分别寄给朋友，再由朋友转寄给市里、省里以及中央。几乎每一个坐牢的人都会写这样的信，为自己鸣冤叫屈，事实证明这一行动没有丝毫意义，只是服刑者的一种意淫而已。上面的政策不改，就算他将牢底坐穿，也不太可能有出头之日。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袁芳烈。袁芳烈初到温州，满怀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热情，暗暗发誓，一定要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事业。实际上，并不只是袁芳烈，任何一位领导履新之时肯定都有一番筹划，都有一腔抱负。袁芳烈初上任时觉得温州路子已经走歪了，必须加以治理。80年初，有关温州姓社姓资的问题已经讨论得异常热烈。有人举例子说，在温州，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老太太也能成了推销员。在温州做推销员不需要专业学校的文凭，也不需要有关部门核发资格证。这个老太太颇有心计，背着自家作坊里生产的一堆小商品，在右手心写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左手心写着“买我的产品，给你20%回扣”。这一招竟然十分管用，老太太赚了不少钱。像这样的行为如果不是资本主义难道还是社会主义？这场争论，最终是“姓资论”占了上风，这也是中央下达一号文件的前提和基础。在这种大背景下，袁芳烈可以说是带着使命而来，如果不能将温州的资本主义歪风扭转，他就是失职了。

　　工作组搞了一年多，柳市的几千家工厂以及商店纷纷关门，个体老板们跑的跑、躲的躲、抓的。不仅仅是柳市，整个温州都遭到了“强台风”，所有的个体户都中止了生意。

　　1983年初，袁芳烈拿到了上一年的财务报告，按照他的预估，这个财政报告一定会非常漂亮——温州的资本主义歪风被自己用重拳出击刹住了，社会主义经济自然会随之迅猛增长；退一步说，就算是受到一定影响，以往地方上惯于报喜不报忧呀，惯于放卫星，在原有的政绩上再放些水也是可观的。

　　可是，他太不懂温州人了。温州人是在耕读文化中浸泡大的，讲究的是实用主义哲学，他们坚决不虚报来为领导脸上贴金。这份财政年报十分难看。在民营企业受到严重打击之后，原本没有几间国有企业的温州，经济不仅仅是滑坡，而是崩溃。一个巨大的负增长数字摆在他面前，触目惊心。仅柳市镇，工业产值便比上年下降了53.8%。看到这个数字，袁芳烈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即拿起电话打给有关人员核实，想他们告诉自己这个数字弄错了。没料到对方回答说，1982年的情况还因为上半年有较快增长数字相对要好看一些，可以预计，1983年会更糟。

　　袁芳烈一下子懵了。他可以认定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是自己的巨大政绩。可是，作为衡量政绩的标准，当时最看重的是GDP。这个惨淡的数字宣布了他这一年多来的执政失败。

　　坐下来，再想一想这一年历程，他又发现，温州当地的领导表面上对自己客客气气，实际上很不以为然，对他是否定的。那时他还自负地认为，只要财政数字上去了，大家就无话可说了。现在，事实已经摆在面前，数字说话了，投的是反对票。看来，自己得调整思路，好好认识一下温州了。

　　袁芳烈变了。这种变是彻底的改变。应该说，在此之前袁芳烈虽然乐观，却也并非没有预感。当初自己刚来的时候，温州的小商品市场是何等热火朝天，现在呢，差不多成了一座死城。这一切真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为什么民众都不拥护，甚至消极对抗？带着这种疑惑，他改变自己的思路和工作方式，深入到第一线去调研。

　　他来到瑞安县塘下的一间地下家庭作坊。这里仅仅只有半间屋，摆了5台简易机器，老板兼工人是一位在家带孙子的老太太。她每天早晨领料，守着机器操作，晚上把制作完成的松紧带交给小贩。5台机器的投入是500元，年收入高达6000元，而当时已是副省级的袁芳烈所有收入加起来每年也只不过千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