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芳烈走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这类的地下工厂，发现整个温州的国有经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经济支柱正是这样的一些民营工厂，自己将之一窝端了，温州经济不崩溃才是怪事。他也常常听到有人抱怨：“共产党的政策就像天上的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更有胆大的当面质问：“当初不是说五十年一百年不变吗？为什么才一两年就变了？”

　　这次调研让袁芳烈意识到一点，不发展经济，肯定没有出路。中央发一号文件要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但并没有改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没有宣布所有个体经营属于非法。由此看来，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和保护经济发展之间有一个界线，而这个界线太难以把握了。他感受到这次行动是对温州经济的打击，也是对政府在温州人心目中威信的打击。难怪在市委市政府自己成了绝对少数，自己所主张的政策办法得不到积极响应，原来自己是在毁掉温州经济，是在将温州人民往穷困的道路上推。

　　怎么办？一定得改。调研归来的袁芳烈，意识到八大王抓错了，可毕竟那是省委的决定，他不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他暗暗下决心要扭转这一事件给温州带来的影响。他亲自抓起了“两户代表大会”（所谓两户，指专业户和重点户）。

　　盖着大红官印的请柬发到了两户手中，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惊惧，还以为又一次经济领域的“严打”开始了。接到请柬的人暗暗作了坐牢的准备，甚至还有人让家人准备了行李等在会场外，一旦得知被抓的消息便将这些生活用品递进去。

　　这次会议上所有的语调都变了，袁芳烈特意参加这次会议。个体户们从他的讲话中感受到了一股与前不同的风，有人猜测袁芳烈在借这次会议表态：以前抓八大王抓错了，这一案子在适当的时机将予以平反。

　　袁芳烈的这次改变对于温州经济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郑元忠被抓后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没有审判，其根本原因就在袁芳烈的改变。

　　1984年，又一个一号文件下达，明确指出：“供销员是流通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供销员是农村发展生产的催化剂，是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所代替不了的，应该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正当温州市委常委们集中传达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时，传来一个消息：洞头县发生了一起“虾米案”，一些农民把渔村的虾米收购起来运到外地销售，被当成投机倒把抓了起来。市委领导给洞头县打电话，要求他们立即放人，并召开由全市乡镇干部参加的电话会议，传达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正是在这次会上宣布，市委已经决定要对轰动一时的八大王事件进行慎重复议。复议的结果：除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这是一起错案，立即予以平反。

　　郑元忠被关押了186天之后，盼到了出狱的这一天。家人得知他出狱的准确时间，特意包了一辆大客车，赶到看守所去接他。家人将这当成天大的喜事，一路敲锣打鼓放鞭炮。而坐在车上的郑元忠异常沉默，看着车窗外的绿树青草，心情极其复杂。

　　说改变就改变了？自己逃亡的20个月怎么算？自己被关押的186天又该由谁来认账？生命中失去的这些日子是能够改变的吗？心灵上那道深深的伤口又怎么可能因为一纸文件而愈合？自己就这样离开了监狱，家人的欢天喜地和万物的沉默形成了强烈对比，他迷惑起来，自己到底是英雄还是草芥？

　　回到家，妻子问他，是先吃饭，还是先洗澡理发？郑元忠说，别的都不重要，哪里有一号文件？我要看看。确实，这个文件救了他的命，而且可能决定他一生的命运，这才是最重要的。

　　妻子说，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怎么出门？他走到镜子前面看了一眼：许多天没有理发了，胡子拉碴的，头发乱糟糟的，这样子走到外面还真会将人吓一大跳。他来到熟悉的理发店，好好地理了个发，接着便去了镇政府，从那里拿到了一号文件，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几十年后，对于文件中的许多措辞他还能完整地背下来。

　　当时读着文件的郑元忠，完全说不清是一种什么心情，他是真的想哭，想找个什么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与其他人离开温州这个“伤心地”不同的是，郑元忠始终是一个积极主义者。他从一号文件中敏感地看到，中央的政策在以后的总体方略基本不会改变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不应该有犹疑。郑元忠并没有停止自己的事业，稍作调整后，就又一次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