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说乐清的缝纫业。当年有许多人挑着缝纫机在全国游动，哪里对这一类“盲流”打击力度较轻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后来，这些缝纫师傅落地生根，在各地建起了数以万计的铺子，大的地方像北京、上海，远的地方像内蒙、西藏，都有温州人的缝纫铺。早期的赚钱方法十分原始，主要靠来料加工。人家送料过来，他们会仔细裁剪，以省下那么一点布料，再制成衣服挂在铺子里卖。由于颇受欢迎，他们便想方设法收购布票，自己购布制衣服。布票放开后购布容易了，这些缝纫铺迅速变成了亦厂亦店的服装厂。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乐清一带出现过一个奇观：到处都是服装裁剪学校，每家都人满为患，所收录的学生也就是当地的农民，通常学习三四个月，也不需要结业证。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迅速奔赴全国各地，开起了缝纫店，不少人后来办起了服装厂。

　　乔顿集团总裁沈应琴便是这样走过来的。

　　80年代他刚刚中学毕业，身为农村户口，家里只那么点田地，没有活路让他干。不仅仅是他，周围人家差不多年龄的，极少数有手艺的外出了，绝大多数闲在家里，成了无业游民，整天东游西荡，打架生事。后来风向似乎说变就变了。那些在外做手艺活的缝纫师傅开店了，一两个帮手不够用，反正家乡闲着没事干的年轻人很多，便和隔壁邻居打声招呼，一帮人立即启程前往，成了学徒。

　　沈应琴没人带，便自己跑去服装学校报名。说起来十分可笑，他在服装学校呆了三个月，却根本没有学缝纫手艺。因为他的字写得好，文化程度相对较高，那三个月他基本上是在帮学校刻钢板印资料，没上一次机。三个月后，他便离开家跑到内蒙古开起了服装店。

　　令人难以置信，除了会踩缝纫机，对于服装活，他的全部知识仅是在服装学校刻钢板的那些知识，没有任何实践。仅凭那些知识，他关起门来苦练，竟然还真的可以做成衣服了。情形稍稍有点好转，他便将父母接了过去，由母亲照顾日常生活，父亲则当起了推销员，将做好的服装背在身上，走村串巷去卖。年产值数亿元的一个乔顿集团就这样迈开了第一步。

　　由此我不禁想起，从事民间手工艺的并非只有温州人，补鞋的、缝纫的、修表的、理发的，全国各地都有。像温州人一样，他们先是单干，然后摆上个小摊，开个小门面，渐渐发展成为加工厂，产品在一定范围内颇具知名度。这类企业在全国何止千万计？可是，这些企业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红蜻蜓、乔顿？这些手工艺人为什么没有成为南存辉、胡成中、郑元忠以及沈应琴？

　　再看一个现象，全国各地都曾大肆修建市场，希望像温州一样建成各类商品集散地。可大多数市场厂房盖起来了，却空在那里，最后他们找到温商前来承包，没多长时间他们却取得了成功。外地人对温州人办市场的能量感到不解，许多人觉得这是因为温州人聪明、精明。或许，这确实是成功要素，但其背后显然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温商有一个商业网。是由大批的温州推销员组成并巩固的。有产品没有渠道，始终都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手工艺人来说，发展的最大瓶颈正是渠道，没有像温州那样一支强大的推销队伍。

　　30万推销员大军，何其壮观的一个数字，何其雄壮的一支队伍！正是这支队伍，将温州货送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又在当地发展自己的队伍，这个队伍便成了一张网，将整个中国网住了。温州货也便开始在这样的一张网中流通、扬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