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想创造人生，每个人也都想改变世界。我们的传统教育一直在向人们灌输一种思想，改变人生或者改变世界的含义就是干大事，就是创造历史，就是流芳百世。这样的教育模式和教育思想培养的会是什么人？我们很少意识到，对于世界的改变其实就是对于自我的改变，这种改变很可能是极其细微的一件事，也可能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做法。

　　在普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温州金乡镇，陈加枢却读到了高中毕业，毕业之后便进入了部队。这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陈加枢看看自己周围，这些年外出当兵的人不少，回来后被好好安置的并不多，极少数运气好的进入了乡镇企业或者乡镇养路段、农场、渔场一类的单位工作，更多的人回到家乡当农民。汽车兵、文艺兵，被安置的可能性相比较会更大。陈加枢权衡再三，最终决定向文艺发展。

　　无数的事实证明，一个对自己的人生有着较早计划的人，其成功的可能性比没有计划的人要大许多倍。陈加枢就是较早计划的一个，后来的人生道路也基本按照这个计划在进行。

　　1975年，高中毕业的他顺利地穿上了军装；新兵连生活结束后，部队又根据他的特长将他分到了师文工团，他如愿以偿地当了一名文艺兵。部队的4年让他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见识。1979年，他完成了服役，回到家乡苍南县，等待分配工作。

　　在一个偏远的小县，文艺人员是极其缺乏的，中国的机制十分重视文艺，一个经济再不发达的县城也要建立好几个剧团，还有文化馆、文化站一类的机构。按常理推测，退役后的陈加枢要进入剧团或者文化馆之类的地方，原本是小事一桩。

　　可陈加枢去文化馆报名，人家竟没有录用。后来，县里的各文艺团队统一招干考试，他也都去考了，结果名落孙山。他得到小道消息是，某些领导的子女被安排进去了，尽管他们是连简谱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极容易让人气馁的遭遇。

　　陈加枢从复员安置费中拿了点钱，带着订单便出门跑推销。当时金乡的推销员主要跑一些大城市，那里经济条件好，用一个校徽什么的，没有几个钱，能承受。他选中的第一个地方是上海，那里是中国的经济之都，从温州去上海又最方便。

　　万事开头难，当推销员，开头更难。一个一个单位上门，逐户逐户推销。上海人对温州人有偏见，对推销员更是没有好态度，许多单位连门都不给开，听说他是来推销的，再不问第二句话便拒之门外。在上海跑了整整一周，走了无数个单位，他连一单生意都没有签下。此时，陈加枢开始考虑，自己是否适合这个行业？转而又想，为什么不适合？为什么那些学历不如自己、脑子没自己灵活、阅历没有自己广的人，他们能够干？会不会是自己没有找到方法？他开始认真地思考这几天的经历，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即使是搞推销这种事，仅仅靠努力、吃苦或者陌生拜访是不够的。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的社会，有人情走遍天下，没有人情寸步难行。既然如此，自己何不在这上面动点脑筋？他当文艺兵期间曾跑过全国很多地方，有些单位对自己印象还不错，何不动用这些社会资源？

　　第二天，他买了一张去太原的火车票，下车后直奔太原矿务局。陈加枢当兵时曾多次到太原矿务局演出，和他们有较好的关系。这个矿务局管着很多煤矿，辖下有很多学校，他和分管教育的负责人关系不错。他先是打通了矿务局的关系，由矿务局主管教育的部门发了一个文，陈加枢拿着这份文件一间学校一间学校地跑，一个星期里他签下了价值7000元的校徽合同，他从中可赚到3000元钱。这笔钱对于陈加枢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从此开始，他打开了推销之门。尽管辛苦，回报却也算丰厚，至少比当一名文化干部要强得多。

　　手里有了一定的业务往来单位，生意就好做得多。比如在太原矿务局属下学校推销了校徽之后，他又推销其他一些产品，这些学校每年都会给他一些订货合同，他便有了相当稳定的销售收入。

　　对于推销员来说，一旦有了固定的业务客户，他们就会思考下一个问题：与其将生产环节的利润让给别人，不如自己来干。制作校徽的工艺并不复杂，技术含量不高，一般人只要训练几个小时便可以上机。此外，金乡的徽章推销员队伍非常庞大，而徽章生产水平却很低下，厂家虽多，质量却难以保证。陈加枢想，自己何不办一间厂，用质量、规模以及管理来和其他厂家竞争？不远的将来肯定会有更大的厂出现。与其让别人来创建这样的厂，不如自己来。1983年，陈加枢找到另外4位朋友，共同出资2万元，购买了一套旧设备，开办了自己的徽章厂。

　　陈加枢虽然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前景，可他并没有一开始便投入大笔资金建一间上规模的厂。可见其做事深思熟虑。他毕竟没有办过厂，没有搞过管理，一下子将摊子铺开，万一驾驭不了，后患无穷。他办的这间小厂可以说是一次练兵，带有很强的实验性质。

　　尽管这只是一间小厂，可在金乡已经创造了很多第一。首先，这是金乡第一家用机械设备生产徽章的工厂，此前的那些生产作坊都是用一种脚踏机械，属于半手工性质。陈加枢将制作徽章的过程完全机械化，为了能够熟练操作机械，还特意从上海请来了师傅，专门负责厂里的技术。

　　这样一间工厂使得徽章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一个大的飞跃，又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为日后的更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此时的陈加枢很难说有怎样的理想或经世抱负，充其量也就是看到了一种希望之光。对于他来说，要做的事便是将这一束光紧紧地抓住，让自己的人生从此有一种全新的景象。他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创造崭新的人生。至于这份事业是否能够给整个世界带来什么，那时他大概是不会去想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使命感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也不可能是后天通过学校培养的。使命感的产生，是你站上人生的某一平台之后，这个平台所赋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