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板还专门上我家坐了坐，看望了我的老婆孩子。遗憾的是，他空手而来。我按自己的做人标准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空手。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很在意，想着毕竟是台湾来的，可能礼节与我们不同吧。那天我岳父恰好在我家，他们还聊了聊。岳父有个哥哥在台北，四九年过去的，当时是国民党空军，后来是公务员，想着条件应当可以，但从来没回来过，可能是他在台湾另成家了，不好面对这边的亲儿子。前二年从台北寄来1000美元，是寄到我岳父这里的，大约是相信我岳父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处长，会比较公正地分配这笔钱。尽管如此，为了不给自己的弟弟带来可能的麻烦，他还专门列了份长长的名单，指明谁谁谁多少多少，其中在清华大学当讲师的侄女只分到10美元。好在那位讲师当时不在国内，正在美利坚合众国作为期两年的交流讲学，否则分到这10美元不知怎么想。我岳父还不错，分到100元，但岳父没要，全部给了他哥哥那一房的人，并且岳父好像还不高兴，说：“台湾人一定还以为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吧。”所以，今天岳父对孔老板的空手造访也见怪不怪。岳父好像比那位协作办主任更有见识，对孔老板不卑不亢，给我长了脸。

　　不知是岳父的长脸的缘故还是主任的盛情原因，或者是我老婆孩子的客观存在让孔老板更放心，总之，出差回来后孔祥儒对我更信任。表现之一是他经常让我去罗湖提现金。要用钱了，他就拿出一张取款单，在上面签上他“孔祥儒”三个大字，交给我，并让公司那辆拉货用的双排座跟着我，去位于罗湖的海燕大厦二楼一家外资银行取现金。最多的一次是取15万港币，一千元一张的票子，150张，将裤子口袋塞得满满的。说实话，我完全可以将它拿走，那个双排座司机根本就没跟我上来，海燕大厦附近不允许停车，车停得老远，我拿了钱跑到广州了他可能都不知道。如果孔祥儒为此找到我家，我老婆完全可以反过来向他要人，这么大的中国，他到哪找我？报案也没任何证据，没法受理，但我不可能这么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除非我永远不想做君子了。我还是要做君子的，所以没有这么做。说实话，有时想着他对小姐们的那个猴相，又觉得真该把他的钱拿走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