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外出务工具有社会进步意义及改革意义。亿万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量，是城乡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冲破二元结构的巨大推动力量。农民外出进城务工，是现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实现形式。就城乡关系和格局而言，农民工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三元”，而这恰是社会转型期沟通二元结构两极不可缺少的桥梁和难以跨越的过渡。

　　农民工问题绝不只是个“三农”问题，但首先直接关系到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的核心是政策问题，政策问题的核心在现阶段是土地、就业、负担问题。经济是基础。这三者是当前“三农”问题的集中表现。

　　在这三件大事之中，土地承包及其延长和《土地承包法》的颁布，基本上解决了农村的土地问题包括土地关系和利益分配问题；税费改革取消了绵延2600多年的农业税，有效缓解了农民的负担问题，找到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路子。现在农民利益问题更多地表现在农民就业问题特别是向非农产业及城镇转移问题上。

　　农民工问题关系到农民的就业和收入增加，关系到农民的素质提高，关系到农民向城市转移，因而关系到农民的根本利益。它还关系到农村建设的投入、工业品市场和农村的消费，因而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维护亿万农民工的权益，处理好农民工和城市各社会阶层的关系，又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显而易见，农民工日益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并且成为主要的后备军，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率的提高，越来越体现在主要由于农民工进城而形成的机械增长。因而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及其在转移过程中的文明程度，对于中国工业化的竞争力和城市化的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说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农民工问题不仅是个农民问题，而且是一个全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