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存在和要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一亿多进城务工农民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就业环境如何得到改善的问题；一个是农民工如何有序进入城市生活，并逐步成为市民、完成城市化的问题；一个是更广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如何逐步、合理地转移出来，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问题。

　　国内外正反经验证明，人为设置人口流动的障碍得不偿失，行政驱动的人口流动是不成功的，而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民间自主的流动和移民是成本低的、稳定的，而且也是进退自如的、容易调节的。新疆、东北不少流动人口已经融入当地社会，而下乡“知青”都回城了。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有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但又必须考虑市场的力量，重视农民的创造精神。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思路，应当顺应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应当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还应当把握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因此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要从事物发展的方向着眼，坚持农民向工业、服务业转移就业，向城市有序流动迁移的方向，打开城门，合理引导，逐步转移，有序进城；二是要实行城乡统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一部分农民需要进城务工，一部分农民需要就地转移；三是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创造条件，抓紧解决农民工外出务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推动体制改革，探索消除产生农民工问题的深层次体制原因。农民外出务工最现实的是五件事：找到工作、拿到工资、劳动安全、工伤大病有保险、子女能上学，在这些方面，政府要积极提供服务，切实保障权益。城乡二元结构和长期的计划经济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制度根源，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统筹城乡发展，打破城乡分治，进行制度创新。

　　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引导农民合理有序地向城市转移就业；一方面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农村二、三产业，增加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机会。农民不进城不行，要想富裕农民必须减少人口，不允许农民进城不符合现代化的规律；农民都进城也不行，中国农民太多，都进城会产生一些国家出现的“贫民窟”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进城多少合理，进哪类城市，多长时间走完这个过程，形成比较合理的城乡人口结构及分布。

　　前者就要制定一整套涉及农民工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考虑他们的公共服务，为他们进城务工及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后者就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引导相关产业由沿海向内地、由大城市向县城梯度转移，发展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在当地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人居环境。

　　说到农民工不能不提到他们的土地问题。由于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存在进入城市和回到农村两种可能，因而土地对于农民工具有特别的意义，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与社会保障。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益，使他们进退有路，有利于降低城市稳定风险和农民进城成本及失业风险。概言之，农民城市化要同城市发展和就业岗位增加相适应，农民脱离土地要同农民实现向城市移民及二、三产业就业相适应。

　　毫无疑问，解决农民工问题绝非一日之功，需要城乡两个方面共同努力，有待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这就要依靠改革与发展，就要研究制定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社会支持体系，从而使农民工问题伴随我国现代化进程，理性有序地得到根本解决。书总要有个序。不好意思请人写，自己现在又没有时间写，就以人民日报2006年12月1日发表的我的这篇署名文章作为序。自以为此文作为本书序言是适宜的，因为它系统地表达了我的“农民工问题”观。

　　韩长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