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增长速度渐渐趋于稳健，增长的动力从农村工业化转向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农民工问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由于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农民多，2005年全国13亿多人口中乡村人口仍有近8亿，同时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所谓“一国两策”，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特殊性，也决定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它们都曾经经历过农民非农化、城市化的过程，但是中国的特点在于，农民工向城市和工业转移就业与转换身份是两个过程，而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是一个过程。因此，研究和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从中国国情和特定的制度环境出发。当然，对国外有代表性国家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的研究：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进入第二、第三产业，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农民变成市民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两点共同的结论决定了我国也必须顺应世界潮流，允许并引导农民工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此外，必须考虑到的是，我国是人口众多、城乡差距很大的国家，推动这一进程必须循序渐进，防止因操之过急而造成“城市病”和出现“贫民窟”。

　　基于此，我提出了关于过渡的一般方法论。过渡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质变状态。与此相联系的社会经济理论包括社会转型与过渡经济理论等。一国社会制度演变和体制大的变迁一般都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大国尤其如此。中国从奴隶社会演变为封建社会，中间经历了春秋战国始得完成；西方发达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也都经历了一二百年。毛泽东和邓小平也都在不同时期提出过中国社会发展的过渡理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都是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很可惜他在实践中没有贯彻到底。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0年，实际上也是关于过渡期的论断。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经济体制转轨探索，至中共十四大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后又提出“10年建立”、“10年完善”、过渡20年完成转轨等，都是过渡理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国内学者张宇的《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外学者热若尔•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Fedrico Sturzenegger和Mqriano Tommasi的《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也都提出了关于经济体制转轨与制度演变的阶段性及过渡性的相关观点，借鉴这一理论思维方法，我认为，中国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进入工业，整体上实现这个转变也要经过一个比较慢长的过渡期，因而要做出相应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往往引发稳定问题，这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现代化既产生稳定性，又产生不稳定性。农民工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大历史现象，其在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现有的经济社会体制，与既有的工人和市民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阶层产生摩擦和矛盾。因此，在这种历史大变革的过程中，保持基本的包含利益冲突的和谐，把摩擦和矛盾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也是农民工问题研究及国家经济社会政策制定必须全面考虑和妥善解决的问题。

　　总之，由于特殊国情，我国的城市化过程所伴生的“农民工进城”现象是很难在其他国家找到现成经验的。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里，城市化过程主要表现为人口集中和产业更替，而在我国的人口集中和产业更替过程中，由于人口流动受到限制，流动的方向和规模都受到政府相关政策的调控。而且，由于路径依赖，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乡、工农利益格局在改革触及这一“硬核”时会激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如何把握我国农民工问题的自身发展规律和客观趋势，如何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工社会支持体系，制定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与中国国情的宏观社会经济政策，这对于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发展阶段的我国来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